《周颂》与金文中成的运用来看古歌诗之用韵及四言诗体的.docVIP

《周頌》（1046-977 B.C.）這一說法基本代表了現代學術界一般看法，雖微有異同。西文研究著作中，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認為在《周頌》裡，有些詩歌沒有押韻，有些部分押韻，是所謂的“自由韻律體系”（Free rime system）夏含夷（Shaughnessy）在“From Liturgy to Literature: The Ritual Context of the Earliest Poems in Book of Poetry”夏含夷又推論此詩為在“禮儀進行時所吟誦”的禱祝之詞。日本學者松本雅明指出在〈周頌〉三十一篇裡，歌頌文王的有七篇，如加上〈清廟〉這一篇則為八篇；歌頌武王(1046-1043 B.C.)有四篇，如加上〈雝〉，則為五篇，歌頌成王(1042-1021 B.C.)的有三篇，后稷、康王(1020-996 B.C.)、大王各一篇。認為也是周初宗廟祭祀的作品。並且推測在祭祀中活動中，有些角色扮演的類似早期戲劇表演的行為。其中有些詩是工祝的角色所歌誦的，有些則是神保所歌誦的。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推想。在松本看來，〈清廟〉這首詩就是神保所歌誦的。而其他各篇或為神保所歌，或為工祝所唱，其時代也是在西周初年。以上諸家都以金文為依據，對〈周頌〉年代作合理的推斷。 筆者在〈「万（萬）舞」與「庸奏」：殷人祭祀樂舞與《詩》中三頌〉認為商代甲骨文和《詩》《書》《春秋》三傳等文獻中所說萬舞和庸奏，最初都在商代祭祀中用於迎神娛神。「庸」與「頌」古音同部，聲紐相近，庸本是商代樂鐘之名，甲骨文中其字形作「?」，也是當時一種祭祀禮樂之名，而周人在學習商人之禮樂文化時，既採其用其體式，又需標榜獨立性，故有頌這種詩歌音樂舞蹈體式。筆者認為： 商周嬗代之際，周人的文化及其音樂文明是落後於商的。僻處西陲的「小邦周」作為商的屬國，雖然在軍事崛起之後，東向戰勝了曾經是其宗主的「大邑商」，但是在文化上尚處於弱勢。所以在文化上周人對商的態度是一方面是要學習、吸收其文化，另一方面郤是又要加以限制和改造。限制是出於畏懼，改造是為標榜自身的文明程度。正是在這樣一種心態下，商代祭祀中所用的庸奏、庸舞和万（萬）舞，才被吸納和改造成周人的禮樂，並又加以重新命名，這也許就是所謂「周頌」的由來。 這首詩應繼承了商代在禮儀活動中作為祝禱之詞的一些元素，這些商代的詩，一般都以「庸」（＝頌）作為主要的伴奏樂器。而《清廟》大概便為周早期模仿商頌之作。關於〈周頌〉的成詩年代，筆者原來基本上也同意諸家的看法，認為〈周頌〉基本上成詩於周初武、成、康、昭時期。但是這一看法現在看來是基於詩歌的內容、用韻、語句特徵所作的一個表面粗疏的判斷。 近年來筆者在研讀金文和和《詩經》的過程中，發現在〈周頌〉這部分有兩個問題值得特别關注：一個是〈周頌〉中的成語成詞的問題；另一個是用韻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實際上牵涉到西周早期的祭祀用語，由不規則向規則的方向發展，並由雜言向四言固定化的過程。〈周頌〉中許多詞語在兩周金文中都有對應的辭例，有時學者或以為是金文引用詩句，但實際上，並非引詩，而是金文和詩經都在用當時成語，如「以雅（夏）以南」、「日就月將」、「旻（日、敃）天疾威（畏）」、「出入（內、納）王命」、「不敢怠（迨）荒（遑）」（或曰不敢妄【荒】寧）、「夙夜匪（篚、不）解」、「式宴（匽）以衎（侃）」等，率此類也。而這些成語實際也是周人早期宗教活動中逐漸形成。《詩．周頌》諸篇在使用祭祀成語的過程中，又有句式逐漸變得規則，向四言形式發展，同時又有一種入韻化的傾向，而這種入韻的傾向，又與金文銘辭，特別是編鐘銘文逐漸變得規則，並且入韻，幾乎可以說同步的。也就是說，大約都是在西周中期共王(922-900 B.C.)時期以後，〈周頌〉詩篇中的許多成詞或成語運用，與西周銅器銘文上嘏辭是相同的。〈周頌〉中有些詩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思文〉、〈豐年〉、〈訪落〉、〈敬之〉、〈小毖〉、〈酌〉、〈桓〉、〈賚〉諸詩中都偶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的句式，與其合金文銘辭而參之，則兩者都是當時宗教活動中常用語詞，而這些語辭在西周中期以後也逐漸開始由雜言向四言化發展，並且定格為成語。 另外一點就是在詩經各部分中，〈周頌〉有一個異於其他部分的顯著特點就是其中很多詩都不入韻，據王力的擬音，全篇基本上無韻的詩有〈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臣工〉、〈噫嘻〉、〈武〉、〈小毖〉、〈酌〉、〈桓〉、〈般〉等。其中〈昊天有成命〉、〈時邁〉、〈武〉、〈酌〉、〈桓〉、〈般〉至少其中數篇極有可能是周初創製的〈大武〉樂章的歌詞。王國維曾解釋說其詩不入韻是因為〈周頌〉的聲調較緩。這個解釋是不盡人意的。以西周金文與〈周頌〉諸詩比讀，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