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诉讼及我国反垄断法目标的实现.docVIP

私人诉讼与我国反垄断法目标的实现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健全不仅仅表现为法律规则的完善，更应表现为执法机制的有效性。执法机制又可分为公力执行与私人执行两种。在法律的实施上，我国传统上看重的是公权力的保障作用，而忽略私人力量的发挥。笔者在本文中将阐述私人诉讼在中国反垄断法领域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考量保证其发挥作用的具体制度，分析其与公权力执行之间的相互关系。 　　诉讼制度源于美国。《谢尔曼法》第7条规定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可在被告居住的、被发现或有代理机构的区向美国区法院提起诉讼;1911年的《克莱顿法》第4条允许私人原告就垄断行为提起诉讼并获得为其损失三倍的赔偿。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马上得到积极的回应。美国的反垄断私人诉讼浪潮始于 1926年的United　States　v.　General　Electric案。该项制度也在此后的判例和成文立法中逐步得以完善。该项制度也为很多其他的国家(地区)的反垄断法所借鉴。近年来，为了进一步发挥私人在反垄断法中的作用，欧盟《关于实施〈欧共体条约〉第81、82 条规定的竞争规则的条例》特别作出规定，取消了欧洲委员会免除被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1 条第一项禁止之诉讼行为的专属权，同时授权国内有权处理竞争争议的机构和法院适用条约第 81 条第三项的规定。条例还授权欧洲委员会将尚未处理的有关反托拉斯的案件以书面形式提交给国内法院。而且欧盟成员国在此基础上也都开始进行私人诉讼的改革。可见虽然各国的国情和传统不同、反垄断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差异，但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倡导并且积极地促进私人诉讼力量在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 　　一、私人诉讼制度在我国反垄断实施中存在的必要性分析 　　毫无疑问，反垄断主管机构在反垄断法的执行上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如拥有一定的专业人员，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所以，相对于私人诉讼而言，可能更为高效。即便如此，私人诉讼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我国反垄断法中设置私人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源于该项制度的运行机理与中国现实需求的有机契合： 　　(一)私人诉讼有节约政府支出、弥补反垄断主管机构预算有限的作用 　　首先，法的执行本身就有成本，反垄断法也不例外。虽然反垄断主管机构的执法和私人诉讼都需要耗费国家财政(下称国家成本)，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反垄断主管机构执法的全部费用源于国家财政支出，而私人诉讼中私人承担了主要的调查等费用和部分的审理成本(表现为诉讼费用等形式)。正如波斯纳所说“国家只需提供一个法院系统”，所以，私人诉讼耗费的国家财政支出相对较少。其次，私人诉讼具有弥补反垄断主管机构财政有限的问题。反垄断主管机构的有限财政，未必有足够的财力对所有的案件作细致的调查。例如美国，由于受制于预算约束，反托拉斯执法机构提起的案件远远少于按照目前对反托拉斯成文法的解释他们能够胜诉的案件，他们通常尽量圈定一批较为严重的反托拉斯行为，并把自己的执法活动限定在这些行为上，私人诉讼可以起到案件分流作用。 　　(二)私人诉讼有利于实现对于反垄断主管机构的制约 　　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和杜绝反垄断主管机构本身存在的或者以积极方式或者以消极方式滥用权力的可能，若滥用权力的可能变为现实且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必将导致权利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而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导入，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限制公权力的作用。就我国的情形而言，还存在新建立的反垄断主管机构经验不足的问题。反垄断主管机构在执法的过程中很可能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复杂的问题，反垄断主管机构对此很可能随意处理或者犯善意的错误。而私人诉讼制度的存在，可以和反垄断主管机构形成一定竞争和互动，促使反垄断主管机构执法水平的提高。 　　(三)私人诉讼对受害人具有赔偿的作用 　　垄断行为不仅影响了市场的竞争秩序，而且损害竞争者、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应当有权利提起诉讼寻求救济。法院作为中立的，超脱的纠纷的裁决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纠纷的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对待，司法的救济和人的基本权利联系在一起，不容被剥夺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代替。通过私人诉讼，允许原告就其由于不当的垄断行为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这样也使得反垄断法的规则直接与私人受害者的利益相关联。这是反垄断主管机构所很难达到的。反垄断主管机构更多地为公共利益服务，其很难主动地去关注如何补偿违反反垄断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除了上述的直接涉及反垄断法实施，反垄断私人诉讼其还具有宣传反垄断法之理念，唤起对反垄断法的信心，培养权利意识。私人诉讼同时也就是法律形成过程(legal　process)。只有这样这部法律才会是民众的法律，而非仅是纸面的和反垄断主管机构的法律。 　　当然，对于私人诉讼并非没有反对或者批评意见。例如，私人滥诉的危险就是批评者的主要理由。笔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