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pptVIP

第七章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 中国文化经历过无数次剧烈的整合，每一次整合都赋予自身更强大的生命力。这包括中西文化之间的融通，也包括汉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辽夏金元时期的中国文化，奏鸣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交响曲。 一、辽、夏、金、元：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政治更迭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步消长。在许多时候，用武力取胜的一方往往从失败者的文化里吸取更为强大的养分，否则胜利者将面临惨败的现实。这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值得注意的是，在征服与被征服之前，落后的民族已自觉地学习先进民族的文化，以增强国力。在征服成功之后，这种学习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全新建设。 对宋王朝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北方的契丹辽国。 据《辽史·百官志》，辽国“大略采用唐制”。又称“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在官制方面，辽国对唐制所谓三省六部等多有吸纳 . 辽国还仿照汉制，设立学校。辽上京设有国子监，太祖命置祭酒、司业、监丞、主薄等官。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下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国子监相当于太学。此外，辽国于黄龙府、兴中府设有府学，在西京、上京、东京诸道各立州学，此即郡县学。 辽国还开科举，专为汉人而设，有乡试、府试、省试之设。分两科，一曰诗赋，一曰经义。辽圣宗时，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汉文化经典如《五经传疏》、《史记》、《汉书》等广为颁行，《贞观政要》、《五代史》及白居易《讽谏集》等被译成契丹文字。 唐诗宋词深受契丹人的喜爱。《辽史拾遗》载，苏轼曾与辽使共饮，辽使遂诵其诗“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以助其兴。 女真人灭辽后，建立金国，其文化政策也以汉文化为旨归。 《金史·太祖本纪》载，金太祖在发动灭辽战争之际，特下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非常重视对文献资料的保护。在灭北宋的战争中，金太宗要求将士搜罗图书文献、精通经术的学者、画师、乐工、医生及各类艺人。 金国采纳汉人的科举制，“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金国的国学十分重视经学、诸子学和史学，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推崇韩愈、欧阳修和苏轼。凡此种种，都使得金国对汉文化的整合达到了较高水平。  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政权也深受汉文化薰染。 额济纳夏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就有《孝经》、《论语》、《孟子》的西夏文版本，并附有西夏学者的注释。《宋史·夏国传》称：“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西夏官制分文武两班，设有中书、枢密、三司等，显然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元昊继位后，励精图治，西夏开始强盛。此人“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学”。 相对而言，蒙古人的汉化历程要缓慢得多。 在蒙古诸王中，青睐汉法的只有忽必烈。在蒙哥汗时期，忽必烈身边即有许衡、郝经等著名理学士大夫。他们多次劝说忽必烈实行汉化政策，指出“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宜热，反之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 在官制上，据《元史·百官志》载：“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县。”不难看出，元代行政建制多仿照汉文化之政制。 元帝国时期，儒学的重振突出表现在理学的影响迅速扩张。 元代帝王推崇孔子，“至元三十一年七月皇帝圣谕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在制度层面，元代科举取士强调明经，四书五经以朱熹的注释为准，由于科举以朱子之学为标准，这样一来，官方钦定的朱学风行海内，从太学到乡学，多以诵讲朱子为主。  儒家文化的经世传统和“用夏变夷”原则，构成了忽必烈汉化改革的宽广而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这样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感召力的驱动下，广大的中原儒者纷纷加入到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改革中，成为积极的推动者。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大整合，使少数民族的汉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此过程中，汉民族也经历了一次新能量的扩充，汉文化的生命力得以提升和完善。被征服者最终征服了征服者。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