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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味菊姜春华对热病贡献 　【摘要】 西医的传入，和“非典”、禽流感等急性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对于中医热病理论的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祝味菊和姜春华二位医家，学习西医之长，为我所用，以此推动中医热病理论的发展。他们看到温病学在认识疾病规律的情况下，存在治疗疾病，扭转病势的方法上的欠缺，分别从扶正祛邪两方面，提出“本体疗法和截断扭转”两种观点，提高了中医治疗热病的疗效，指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祝味菊 姜春华 热病 贡献 因抗击“非典”和禽流感，而重新受到关注的中医外感热病，本来是中医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内经》、《伤寒论》，到叶天士《温热论》，可谓达到了顶峰。然而，近代以来，西医传入中国，中医受到排挤。抗生素的发明和改进，又使中医热病的地位降至杂病之下。但是，另一方面，一部分急性传染病仍然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西医尚无良法。中医热病，是选择故步自封，不思进取，自行消亡，还是迎着西医的挑战，发奋图强，努力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呢？上个世纪上海地区的祝味菊、姜春华二位医家，“一贯地站在时代前面”（章次公语），为发展中医热病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认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前救治急性传染病可以有所启发。 热病理论发展的动因 热病理论发展的动因首先在于其自身的不足。温病学说虽然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尤其叶天士关于“温邪化热最速”、“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等著名论断，反映出对于急性传染病发病的迅速、剧烈的程度及严重的预后，温病派的认识确实超过《伤寒论》，而且卫气营血辨证也在治法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伤寒六经辨证，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满足防病治病的需求，疗效未能令人满意。祝味菊姜春华二位医家对此都有着深切感受。 姜春华引陆九芝《世补斋医书·十二卷·续苏谈防其说》，尖锐批评苏派医生在治疗温病时“按日开方所防皆险，……其明日必至之状，皆其昨日所防及……病家不咎其手法之疏，转赞其眼力之高。”病家和医家都以为：“此病本有是天然之节奏者”，“而不知病本可以不若是也。”［1］ 祝味菊的感受与此类似。1927年祝氏从四川来上海，侍诊于某温病名家之门，“凡三月，深佩其机巧莫测，料变若神，然病者往往由轻而重，而死，医者逐步料到，而终不能挽其死，由辛凉解表，甘淡驱湿，而至透热转气，清营散血，由宣化湿浊，滋阴清热，而至涤痰开窍，平肝熄风，医者逐步做到，而终不能弭变。”［2］ 温病派医家虽能“熟悉疾病之趋势，而不能改变其趋势”，这说明医家们在医疗实践中已经充分认识了疾病的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但是他们所掌握的那一整套治疗方法，还未能控制疾病的进展。由此祝味菊、姜春华产生了改进治疗方法的迫切愿望。 热病理论的发展也有外部的原因。当时，西医学术的传入中国，“激动了整个中医界，使一般自命不凡的中医，大大地动荡起来，从此开始了新旧医学的斗争，也产生了容新和排新的两个阵营。”章次公在1950年作了这样的描述：“ 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已渐渐为国内一般中医的一致要求。从五四运动，到解放前夕，这种思想象洪水一般的达于最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前进的积极分子，像吴涵秋、叶劲秋、姜春华、叶橘泉、洪贯之（包括祝味菊）等都是一贯地站在时代前面，和旧势力猛烈搏斗。他们有坚韧不拔的宗旨，客观唯物的头脑，他们对于新中医的建设，有很大的努力，这几位杰出的斗士，无可否认是时代怒潮里所孕育出来的。”［2］ 如肠伤寒是当时对人类威胁最严重的病种之一，外感热病理论作为当时中医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当其冲地受到西医的冲击。细菌致病说对六淫致病说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在理论上如何应对细菌致病说的挑战，从而推动热病理论的发展，实践上如何提高治疗肠伤寒病等急性传染病的疗效，成为摆在祝味菊、姜春华等面前的课题，也就成为他们推动外感热病理论发展的动因。 祝味菊提出“本体疗法” 处在上世纪初的祝味菊，是“容新”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取人之长，补吾之短”。当他懂得了肠伤寒病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就将细菌致病说融入中医，改造热病的病因学。他认为细菌等微生物是有机之邪为主因，而六淫外感是无机之邪为诱因。人体的寒热表现，并不是因为邪有寒热之分，而是人体对病菌反应的强弱不同。所以，用感受寒邪还是热邪来区分伤寒还是温病已无必要。他说：“寒温之辨，聚讼数百年矣，其主要之区别，在证候不在原因。”［2］温病就是伤寒中证候偏于热者。这样，伤寒与温病就在微观层面合二为一了。既然如此，温病家将肠伤寒病当作温病看待，认为是由温邪引起，只能用寒凉药治疗，不能用温药，重视津液，轻视阳气等一系列传统观点，就被祝味菊扬弃了。 细菌致病说融入中医后，祝味菊认为中医药并无抗菌特效，本体疗法才是中医的特长。人体对于外来的损害，具有“自然疗能”。中医治疗的原则，包括除去损害（攘外），和保卫本体（安内）两方面。直接灭邪、间接驱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