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禁教闭关与书解禁对中日近代化进程的影响.PDFVIP

马健：禁教闭关与洋书解禁对中日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2017-08-01马健思想潮 编者按：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文化规制是决定国家兴衰 的重要制度变量，本文作者马健老师以中国的禁教闭关政策和日本的洋书解禁政 策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为例，探讨了文化规制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作者马健是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西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西南民族 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文化规制论》。 文化规制与国家兴衰 ——禁教闭关与洋书解禁对中日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国交往的频繁，同有形的综合国力硬性因素相比，无 形的软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呈现出了日益显著的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科 技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中发挥着自觉能动性的人，其意识和 行为都深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 因此，从文化的视野来研究文化规制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显然是一种有益的尝 试。本文就试图以中国的禁教闭关政策和日本的洋书解禁政策对中日两国近代 化进程的影响为例，探讨文化规制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一、中日近代化的文化背景比较 由于中日两国近代化的背景比较类似，起点也大体接近，却走上了两条截然不 同的道路。因此，关于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比较研究一直是个学术热点。虽然简 单化地比较难免挂一漏万，但从文化的视野粗略比较一下影响中日两国近代化 进程的文化因素，对于我们探讨文化规制与国家兴衰的关系还是大有裨益的。 多年来致力于中日比较研究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指出，日本近 代化比较迅速的原因，是因为“其出发点中的社会、文化形态起了相当有利的 作用”。他从文化的视角对中日两国近代化基础的比较研究就非常具有解释力 （见表1 ）。 依田熹家认为， 从文化的基本形态来看，日本往往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原因，一 般认为是由于日本的文化存在方式不是选择型，而是并存型。相比之下，中国 的文化存在方式虽有例外，但都是单一型的。因此，被舍弃的事物很快就灭亡 了。 从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自古以来在摄取他国文化的时候，不仅是技术， 也包括文学艺术，总是全面地加以吸收。相比之下，中国吸收他国的文化历史 上就比日本要少得多。即使在吸收外来文化较多的唐代，也是属于部分摄取型。 从社会的协作形态来看，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所谓“孝”，只不过是一种漠然 的对父母的重视。日本早在德川时代就变成了亚洲罕见的非亲族协作型的国家。 这一点应当说对日本的近代化是有利的。而在过去的中国，对“孝”的看法却 不是这么简单。它是以中国的家族制度（宗族）为基础，对宗族内的序列、关 系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对待方式。 从社会的教育形态来看，日本初级教育的普及在德川时代已很显著。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日本民众并未仅从单纯的日常的需要来考虑教育，而是期待能通过 教育提高总的能力。因此，民间的教育普及主要是由于平民的自发性（见图 1 ）。 就普及这一点来说，要比同一时期的欧美各国先进。相比之下，中国自宋代依 靠科举制确立了统治机构的组成以来，学术和教育都为它所规定。科举的目的 是在选拔人材。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变成了以选拔为前提的教育，而且 形成了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为中举而学习的类型。 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 ）也 发现：“到了德川时代的末期，日本已建立起远比中国和朝鲜为多的文化教育 机构……到 19 世纪中期，45%的男人和 15%的女人都识字，这个数字同当时 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比也差不了太多。” 许多人都认为，日本教育的普及是明治维新的结果，但事实上，明治维新前的 日本初等教育普及率就已经非常高了。单从识字率的指标来看，日本领先了中 国一百年。更何况日本初等教育的内容（读书、写字和算术）也比同时期中国 初等教育的内容更为丰富。 二、日本的洋书解禁与兰学运动 早在明清之际，通过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已 经开始摒弃文化偏见，认识到“泰西”诸国并非茹毛饮血的“夷狄之邦”，西 方文明也有“名教”和“礼仪”。但自从清政府实行禁教闭关政策之后，朝野 上下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较明清之际大为落后，绝大多数封建士子脑海中“华尊 夷卑”的幻影仍极强烈。 在中日两国的文化规制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史上，1720 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 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日两国分别颁布了两个内容截然不同的文化规制政 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个政策直接影响到了此后若干年的两国近代化进程 和国家的治乱兴衰。 虽然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