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中的语法隐喻探究.docVIP

鲁迅杂文中的语法隐喻 翁玉莲 摘要：语法隐喻因类属状态性、文化单元性及主体间性，成为了高于一致式、语义浓缩的语法转义现象，并因此成为了鲁迅杂文借以迂回表达思想、实现杂文思维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语法隐喻　鲁迅杂文　类属状态性　文化单元性　主体间性 鲁迅杂文，因其补阙救弊的宗旨以及单刀直入的笔法而自成文类。明显的文体意识，使得鲁迅所撰，即便同是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表达方式也都很不一样。这一“文体感”背后，有明显的文化关怀。［1］ 对鲁迅杂文隐喻的研究相对见少，刘锋杰、严云受《鲁迅创作中的文体象征与文化隐喻》（2001），是从象征角度来探讨其文化意象的塑造；鲁春梅《隐喻的独语的现实的对话的》（2005），认为鲁迅杂文前期的言说方式主要是用感性形象即隐喻来表达内心感受。 对发生在语法层面的转义即语法隐喻现象，研究者把更多的研究视角投放到西方的语言事实，研究汉语的已是少见，而研究鲁迅杂文中语法隐喻的就更不多见了。 功能语法学家Halliday把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句式，叫做“一致式”（the congruent form），而把现实象似性距离大的表达也即隐喻化的句式叫做“隐喻式”（the metaphorical form）。 “文体学研究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因此，比文学甚至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广大。所有能够使语言获得强调和清晰的手段均可置于文体学的研究范畴内：一切语言中，甚至最原始的语言中充满的隐喻；一切修辞手段；一切句法结构模式”。［2］ “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名副其实，杂感而已”。［3］ “偏不遵命”“偏要这样”的杂文思维形成了鲁迅激烈的杂文风格，表义的激烈性，往往需要借助、充斥大量特殊、变异的表达，这种变异不仅体现在显性的修辞层面，也体现在隐性的语法层面，“语义依存于文化，是语义为支配汉语语法的结构原则提供理据”。 ［4］ 本文选择语法隐喻为观察鲁迅杂文文体的切入点，分别从词汇功能层、语序、语义错位层面来观察鲁迅杂文激烈的表义系统是如何导致语法层面表达的变异，或者说，这种转义的语法表达是如何为鲁迅杂文的表义服务。 一、鲁迅杂文中词汇功能间的语法隐喻 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是系统功能语法中所确认的语言的三大纯理功能，前两者的实现与语法系统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韩礼德（M.K.Halliday）将语法隐喻分为概念语法隐喻和人际语法隐喻。概念语法隐喻来自讲话者所作出的以下选择，即：（1）从及物性系统即从物质、心理、关系、言语、行为和存在六大过程中所进行的过程转义；（2）相关功能成分的转义选择；（3）选择能体现这些功能转义的词类。每一次选择都会导致一致的和非一致的体现形式，非一致的体现形式便是概念语法隐喻。 1、词汇功能层面的名词化转义 功能主义对名词化研究的出发点是将其视为一种语法隐喻，即发生在语法层面的隐喻化过程。从表面看,名词化是语法形式上的一种变化，其实质是语法与语义的交互匹配(cross-coupling)，是一种语义现象。Halliday认为，语言的每个层面都与意义关联，名词化的实质是“同样的所指,不同的能指”。 ［5］ 名词化是不同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朱德熙(1983)对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作了研究，自指和转指的语义功能实际上是对名词化功能的更细致的描写与分析［6］。 鲁迅杂文中的名词化现象体现为： （1）动词和动词短语的名词化 ①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且介亭杂文集》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1） “攻击”本是二价物质动词，在这里转义为物质过程“受着”的目标，这句话的一致式是，“产生的杂文比先前多，攻击杂文的也比先前更甚”。转义之后，把攻击杂文的过程名词化了，可见，作者强调的重点并不是过程，而是 “杂文在受着攻击”这一状态。 “攻击”名词化后，处在新信息宾语的位置，成为信息传递的焦点。同时，还起到衔接的作用，即引出下句的攻击者，这里，“攻击”二价动词的身份得到恢复。可见，隐喻后的名词化，还具有一定的篇章提接功能。 ②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7］“采取”一词同时出现了动词和名词两种形式，而作为常规用法是指“取用”这一动作，在这里，出现了表状态的名词化的非常规使用----“旧形式的采取”、“这些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