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赟：从仁爱到正义： 道德中心语词.doc

陈赟：从仁爱到正义 : 道德中心语词的现代转换及其困境 作者：陈赟??时间：2006-11-1 ??来自：??阅读： 530人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文】 ?(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人文杂志》 2004 年第 4 期 ) 如 前所述，现代认同的实质，是他向性的，而不是自向性的。这一认同的困境展现在道德生活中，就是现代道德叙述的他向性与德性本身之间存在着的难以协调的内在 紧张，而这种紧张在某种意义上伴随着现代性本身。事实上，梁启超在《科学万能之梦》中就曾指出，近代科学的泛化所导致的问题与其说是道德标准应该如何变迁 的问题，毋宁说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 [1]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查尔斯·泰勒对于现代性的诊断是一致的，现代性的危机之一，就是它导致了道德视野的消退。 [2]因此，可以从现代性道德危机这个侧面去把握现代性的困境。在这方面，中国古典思想（既包括产生于古代的中国思想，也包括现代思想家对中国古代思想的阐发）可以提供一个较好的参照系。 一? 谁是道德的主体？——现代道德论述的他向性齐 美尔在《 1870 年以来德国生活与思想的趋向》中把现代文明的趋向概括为这样一句话： “ 生活已日趋外化 ” 。在齐美尔看来， “ 各种不同的文明国家、各种不同智识的与物质的旨趣领域及各种不同的阶段，都与这一趋势有着复杂的关联。而且，依据它们体现或者抗拒这一趋势的程度，我们可 以确定每个国家、每一时期的智识与精神状况的特征。 ” [3]的确，中国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也伴随着这一趋势的不断强化。?1 ．个人道德还是集体道德？ 现 代道德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展开的，因此，道德主体不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国民”。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指出，中国传统道德是以 个人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它与现代以团体为中心的道德论述有很大的不同：“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 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 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此可以法律上之公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 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 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 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是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 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 [4] 梁的论述实际上包含着如下的洞见：传统道德话语与现代道德论述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这就是，古典道德处理的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而现代道德在 本质上则系个人对于团体（例如国家、政党、阶级、社团等等）之事务，换言之，不是自然的个人，而是与“团体的成员”，才是现代道德的主体。 梁 启超把中国古代的道德称为“私德”，而把现代道德命名为“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后者实质上是团体生活所必须的德 性，也是团体所以可能的条件之一：“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家，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然而，“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 而公德殆阙如……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90育之中心点。” [5]显然，梁启超是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出发来考虑道德问题的，或者说，他的道德论述实际上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整体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特别强调，“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 [6]他所谓的“新民”，毫无疑问，乃是指不同于古代“部民”的现代“国民”，后者最为重要的特征是由“国家思想”武装起来的。而他之所以在“私德”与“公德”之间更注重公德，正是因为，“独善之与私恶，其所以自立者虽不同，要其足以召国家之衰亡以也。” [7]这一取向在林同济那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所谓公德重于私德者，就是说两者冲突之时，我们当全公德而灭私德。两者往往并行不悖，但是如果有相悖的倾向，我们当存公德而舍私德。” [8]在 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国民”、“公民”、“社员”等等无疑是现代道德主体的不同类型，由于国家构成了现代最为核心的团体，所以，国民道德也就成为现代道德 论述的中心，而爱国主义以及集体（社群）主义（“爱群”）就成为现代道德叙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