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歌曲与通俗歌曲发展历史之比较.docVIP

　　本文试从艺术歌曲与通俗歌曲的概念定义、发展历史来解析两者所存在的差异，并为它们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与特征提供历史背景和形成依据。　 　　 　　“艺术歌曲”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讲，有较多艺术性的抒情歌曲、叙事歌曲和一些民族歌谣体歌曲都可以纳入艺术歌曲的范畴；狭义的讲艺术歌曲（Art song）只是指那些创作手法比较专业、考究，表现题材多偏重于人的情感领域，伴奏手法比较细腻严谨，多用独唱形式和科学唱法来演唱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声乐抒情曲。“通俗歌曲”（pop song）这一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通俗歌曲即群众歌曲，泛指那些旋律流畅优美、朴实简单，歌词简明直白、通俗易懂，便于传唱和普及的歌曲。包括队列歌曲、劳动歌曲、歌舞曲等；狭义的讲通俗歌曲实际上是一种风格概念，专指那些手持话筒演唱，使用电声乐队（包括吉他、低音吉他、爵士鼓、电子音响合成器等）伴奏为主的歌曲作品，即所谓“流行歌曲”。下面我们就狭义的艺术歌曲（主要指西欧德奥古典艺术歌曲）与狭义的通俗歌曲（既所谓“流行歌曲”）在历史形成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西欧古典艺术歌曲是经过世界各国历代作曲家不断发展，直到１９世纪初伴随着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音乐的到来而形成的。约形成于１９世纪的２０年代，是以素有“艺术歌曲之王”的舒伯特（Ｆ·Ｐ·schubert１７９７—１８２８）的歌曲创作为标志的。舒伯特在其短短的一生中共创作了６００多首歌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堪称艺术歌曲宝库中的不朽之作，诸如：《野玫瑰》、《鳟鱼》、《春思》、《听·云雀》、《死神与少女》、《致音乐》、《雪尔维亚，她是谁》和《魔王》等都是当今世界各国音乐舞台上的保留曲目，被奉为古典艺术歌曲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是舒伯特开创了德、奥等西欧浪漫主义声乐抒情曲的历史，对于其同时代和后来的舒曼、伯拉姆斯、沃尔夫及马勒、施特劳斯的歌曲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作品用质朴的德国传统歌曲曲调同浪漫主义诗歌相结合，用富于想象力的伴奏烘托歌词，用超凡的创作能力将诗歌的意境化为时间的艺术——音乐。到了三四十年代，舒曼（Ｒ·Ａ·schumann １８１０—１８５６年）作为舒柏特艺术思想的最佳继承人，其歌曲作品更加注重钢琴部分，感觉好像只是为了演奏而构思的。伴奏像钢琴独奏，人声反倒像是附加上去的；其后的伯拉姆斯（Ｊ·Ｂrahms１８３３—１８９７）的艺术歌曲一般比较符合传统，声乐线条优美、流畅，钢琴用来渲染音乐氛围，表述诗词的意境；沃尔夫（Ｈ·wolf１８６０—１９０３年）则深受瓦格纳的影响，伴奏往往具有管弦乐风格，声乐线条和伴奏平等不欺；而且其歌词重音的精确安排实属一绝；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受其影响较大；马勒则相反，紧随着伯拉姆斯的路子。欧洲的其他国家，如１９世纪中后期的俄罗斯“强力集团”成员之一穆索尔斯基以其栩栩如生、十分富于戏剧性的艺术歌曲作品，像《跳蚤之歌》、《孤儿》、《睡吧，睡吧，农家的孩子》等都表现了浓郁的民族性和艺术性。写作“抒情小品”得心应手的还有挪威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爱得华·格里格（Ｅ·Ｇringer１８４３—１９０７），其作品简短精致、富于情感，常将挪威的民间旋律同其富有个性的和声相结合，如著名的《索尔维格之歌》、《我爱你》和《诗人的心》等都历经百年而不朽。当然２０世纪比较激进的作曲家也有不少歌曲作品，但他们大多都忽视艺术歌曲声乐线条流畅、宣叙的传统，也丢弃了抒情曲优美、内秀的风格，因此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起步约比西方晚１００年左右。大约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赵元任、黄自、谭小麟等人的作品中开始显现出来艺术歌曲的创作特征。如：《教我如何不想她》（赵元任曲、刘半农词）、《玫瑰三愿》（黄自曲、龙七词）和谭小麟的《别离》（郭沫若诗）以及后来冼星海为古体诗词谱的《白头吟》（卓文君词），《卜算子》、《蝶恋花》（苏轼）等等，这些都是我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开拓性作品。解放后，我国作曲家如瞿希贤、杜鸣心、朱践耳等也相继创作了不少的艺术歌曲。其中，杜鸣心的《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艾青诗）和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前者通过倾诉的旋律、逐渐增长的“合唱型”伴奏织体和强烈的调性对比描述了一位黑人姑娘的不幸遭遇，控诉和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歧视；后者通过对旧社会的鞭挞，歌颂了不是母亲胜似母亲的党；创作手法非常考究、细腻。近些年来，以谷建芬老师的《那就是我》（晓光词），三宝的《你是这样的人》（宋小明词）为代表的艺术歌曲异军突起。其特征是：节拍、速度比较自由，旋律时而偶偶私语、时而激情迸发，结构容量较大，整首歌曲具有较多的艺术性，是我国当代艺术歌曲宝库当中的上乘之作。　 　 　　西方通俗歌曲（既所谓“流行歌曲”）创作大致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又形成了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