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doc

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 王明珂 ?本文說明近代以「黃帝」或「炎黃」為共同祖源想像的中國國族建構，是一沿續性歷史過程的最新階段。在戰國晚期的華夏認同中「黃帝」已成為此一群體之共祖，並蘊含領域、政治權力與血緣之多重起源隱喻。這樣一個渾沌初成的族體，在戰國以來透過人們攀附「黃帝」（或炎帝）及其後裔，逐漸在兩種「華夏邊緣」擴張——政治地理的華夏邊緣，以及社會性的華夏邊緣。透過「得姓」以及與姓相連結的祖源歷史記憶，愈來愈多中國周邊非漢族群的統治家族，以及中國域內的社會中下層家族，得與「黃帝」（或炎黃）有血緣聯繫。最後在此基礎上，以及在國族主義蘊含的個人主義精神上，晚清民初中國知識分子終於將黃帝與「每一個」中國人繫上此血緣關係。本文並以近代北川羌人漢化的例子說明，鄰近群體間相互的誇耀、歧視與模仿、攀附，是推動此華夏邊緣擴張的重要機制。 ?以此，本文強調近代國族建構自有其古代沿續性基礎。「黃帝攀附」便代表由華夏蛻變為中華民族過程中沿續的一面。而近代國族建構中最重要的想像、創新，與因此造成的與「過去」之間的斷裂，應導致於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與考古學在國族建構中之運用。 ? 關鍵詞：國族主義 中國國族 黃帝 歷史記憶 譜系記憶 前言 黃帝、炎帝及相關的古代「民族集團」，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曾是中國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題。當時在新的史學與民族學概念下，黃帝被認為是一個來自北方或西方的民族集團首領，炎帝則被認為是同一民族集團中曾與黃帝爭勝的另一支族首領。民族學的圖騰說，也被用來支持這些上古的「歷史事實」；黃帝等被認為是「龍」圖騰的部族，相對於東方以鳳鳥為圖騰的太皞等部族。[1][1] 略晚，殷墟發掘與相關古文字與古史的探討，為後來的中國上古史研究開創了一條康莊大道——「科學史學」從此成為史學研究主流。此後中國歷史學者的注意力很少及於夏代之前。更不用說，除了一些非學院的研究興趣外，[2][2]「黃帝」也被認為是屬虛無飄渺而乏人問津了。他被歸類於「神話人物」，或如顧頡剛所言，層累造成的神話的一部分。「神話」相對於強調「真實過去」的歷史而言，被認為是虛構、想像的，因此追求「史實」的學者們自然對此不肖一顧。 然而例外的，近代史研究者沈松僑先生近年發表一篇有關黃帝的論文。這篇文章的研究角度，完全不同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研究古代民族集團的歷史學者之觀點。簡單的說，無論是採血緣主義或文化主義，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學者強調的都是以黃帝為共同起源的延續性歷史；一個「起源」沿續為當今血緣與文化上的中國人，或中華民族。[3][3] 沈先生所強調的卻是「歷史」的斷裂、創造與想像；黃帝，一個過去的皇統符號，在近代國族主義 (nationalism) 下被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建構為中國人的共同祖先。沈先生引了大量清末民初史料，說明在西方國族主義的衝擊下，部分漢人（與少數滿人）知識分子，包括革命派與立憲派人士，選擇、想像黃帝為所有中國人的祖先。[4][4] 這個研究說明，許多近代學術活動都是「國族主義」下的集體回憶。在此集體回憶中，民族「始祖」與其他「民族英雄」被選擇、塑造，以應和國族建構與凝聚國族認同。我認為，無論是對於中國國族主義下的古史建構，或是以新方法探求史實，沈著都是一篇重要的論文。 熟悉西方當代學術潮流者，對這樣的研究取向應不陌生。社會學與人類學有關記憶與認同的研究，曾引發西方歷史學者對近代國族認同與相關文化建構的討論。學者指出，當代人們認爲是相當老的國族，其實是國族主義下知識分子集體建構的「想像群體」；一些被認為是「古老的」傳統文化，也經常被認為是近代國族認同下的文化建構。[5][5] 依循「想像群體」與「傳統建構」之論述模式，近年來有些西方歷史與人類學者也以此解構「中華民族」、「中國少數民族」，以及相關「歷史」或「民族史」的近代建構。[6][6]「黃帝子孫爲晚清中國國族建構下中國知識分子集體想像」之說，便是此種分析模式下之產物。 我們可稱之為一種「近代建構論」。持此論之學者，認為在近代國族主義與相關學術知識（民族學、語言學、體質學等）的引領下，世界各地都曾發生一個「國族化」（及連帶的現代化）過程。我們當前的國族認同，以及國族下的民族區分，以及相關的語言、體質、民族與歷史知識，都在此過程中被建構起來。重溯此建構過程，可說是一種「後現代」(post-modern) 醒覺與認知下對「近代的」(modern) 國族與相關知識的解構。然而，「近代建構論者」只是解構近代以來被建構的「歷史」與「國族」，他們或完全對「古代史實」毫無興趣，或將「近代以前的歷史」簡化為一同質的、停滯的狀態。如此一個同質的「古代」突顯了近代的變遷——也因此，在許多學者眼中「中國國族」在近代以前是不存在的。 此種理論原來便有以「近代」割裂歷史延續性的缺失。歷史學者杜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