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研究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docxVIP

隐喻研究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随着时代的发展隐喻研究经历了由修辞学研究到认知学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和行为,是人类感知、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在1980年共同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书中将隐喻纳入人的行为活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语言符号等领域进行重新考察和研究,同时提出了概念隐喻的命题,这是隐喻研究史上-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命题在不同文化认知系统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不仅可以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体现了语言学研究的价值。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ичПушкин)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罗斯文学之父”,他一生短暂却作品丰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旧在认真写作。他的作品体裁多样,一生创作了800多部诗歌作品,其中爱情和友谊是其最主要的诗歌主题。我国的普希金研究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普希金的个人生平到作品,从他的生活到创作都有许多研究成果,普希金研究领域一直在不断拓展,这对于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拟将概念隐喻理论运用到普希金关于爱情的诗歌分析研究中。研究意图并不在于对普希金作品做出前所未有的独到阐释,而是想通过这种研究方法证明概念隐喻理论在俄语及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为概念隐喻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提供一点支撑,借以从认知的角度解读俄语文本提供一些依据。本文通过分析800多首诗歌,以期解决以下问题：总结出普希金诗歌中关于爱情的概念隐喻(如将爱情喻做人、火焰、战争、音乐、液体等),阐释这些概念隐喻形成的原因,同时对爱情概念隐喻表达式进行分析。（一）国外研究现状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欧美国家是认知语言学的发源地，概念隐喻又是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所以目前，西方也是研究概念隐喻最为活跃的地方。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又被称为隐喻研究的集中营。短短的 20 多年间，西方相继涌现出一批概念隐喻的研究学者及相关论著，概念隐喻理论开始被认可并得以迅速发展，其间产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G. Lakoff、M. Johnson、J. R. Taylor、P. Kay、G. Fauconnier、M. Turner、L. Talmy等等。这些代表人物中，尤以乔治·莱考夫（G. Lakoff）为最，他是概念隐喻的创始者和领袖人物，他的研究生和同事也都加入到研究概念隐喻的行列中，目前来看取得了十分可人的成绩。概念隐喻与其说是莱考夫的研究成果，不如说是莱考夫学派的研究成果。1980 年，莱考夫和约翰逊合写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成为了概念隐喻诞生的重要标志。该书从认知的角度重新定义隐喻，被 Judge 称作新一场的“隐喻革命”（metaphoric revolution）[1]。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由莱考夫提出了“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这一术语。莱考夫认为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以自身经验为基础的，隐喻属于概念体系，它无所不在，隐喻不仅表现为修辞手段，更反映了一种思维方式，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1987 年，莱考夫出版了他另一本著作《女人、火和危险的事物》（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该书阐述了思维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影响了认知科学中的一系列学科内容。概念隐喻从此在认知语言学上奠定了绝对的地位，开创了“概念隐喻”和“体验认知”一派。概念隐喻的研究除了乔治·莱考夫之外，比较著名的人物还有约翰逊（Johnson），他主要对概念隐喻的哲学观做了重点论述。前文提到他与莱考夫合著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99 年约翰逊再次与莱考夫联手出版了另一部著作《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The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约翰逊在《心中之身》（又译《思想中的身体》）（The Body in the Mind）（1987）中还提及了两种认知结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和隐喻结构（metaphorical structure），它们构成了认知的重要部分。[1]其他代表人物，如特纳（Tunrer），他同莱考夫合著了《超越冷静的理性：诗性隐喻分析指南》（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1989）。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并不是分析诗性隐喻的特点，作者是想把诗性隐喻归入到概念隐喻的框架中去，进而说明认知框架中的基本隐喻（basic metaphor）才是导致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