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商人.docx

元朝的商人蒙古贵族很早就和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大蒙古国建立前，成吉思汗结识了一位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来的西域商人，后来又有一位“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的回鹘人，曾煽动成吉思汗南下用兵①。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展，西域商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1215 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报聘团队便主要由西域商人组成。忽必烈平定西北诸王之乱，还曾得到回鹘巨商阿老瓦丁兄弟的资助。后来，汉地商人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元代以商人身份入统政柄的著名人物有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和卢世荣等人。被称为“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元史，陈祐传》）的卢世荣主持经济改革期间，曾设立“经营钱谷”的“规措所”，该机构“所有官吏以善贾为之”（《元史·世祖纪十》）。地方上也有类似情况，如元后期庐州立义兵三品衙门，“使者悉以富商大贾为之”，有一巨商兄弟五人均获官任职②。商人既享有令人艳羡的优厚物质生活，又摆脱了前代备受压抑的社会地位，这无形中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河南人姚仲实索性弃官从商，十年操贾，又以百万之资上攀皇室。元政府曾在大都挑选数十名“皆富商”的“耆老”，让他们出入宫廷，参和重大朝典，施予免役等特权，姚仲实就被元政府选为“耆耋”之长③，成为统治层中的座上宾。所以，有些地区“十室之邑，必有数家通货财，而无数人能文学”④，“工商浮侈，游手众多，驱垅亩之业，就市井之末”⑤自然成了比较普遍的社会风尚。但统治阶级参和营利、放任行商的基本目的是满足自己巨额耗费和享受的需要，当然不可能因势利导，形成一套比较合理的运营机制，相反，商人的运营及其构成深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以政治权势为标准，元代商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由贵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层僧侣和豪商组成，他们在行商时受到官方多方面的庇护和优遇，有的甚至不当杂泛差役、豁免或逃匿商税①，取得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②，因此，这些人的实际身份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气势相当显赫，市场上则占据绝对优势地位。①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此回鹘人姓田，王国维认为即田镇海（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三，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5 期）。　　②余阙：《再上贺丞相书》，《青阳先生文集》卷五。　　③朱德润：《买公世德之碑》，《存复斋文集》卷一；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④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⑤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石田集》卷七。　　①不当杂泛差役，主要施行于西域商贾（《元史》卷一三四《朵罗台传》；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先生大金集》，卷八八；苏天爵：《侍御史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二）。豁免商税，主要施行于上层僧侣（《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卷二七《英宗纪》，卷二九《泰定纪》，卷三十《泰定纪》二）。　　②《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四《仁宗纪》一。　　第二大类是具有独立身份的大中小商人，他们在行商过程中，有程度不同地依附、甚至勾结官府的一面，但即使是其中的大商人，主要从事的还是相对正常的商业活动。其中的中小商人，一方面时时遭受官府的种种盘剥（如以“和雇”、“和买”等名义向商人的强征强取，另一方面又处于“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的不利地位。然而，一当他们因此而“不敢往来”之时，物价便“因而涌贵”③，可见，占商人绝大多数的这类普通商贩，从事的正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商品流通，是维系市场正常运行的中坚。第一大类的各种特权商人和第二大类中的大商人，把持着商业的重要部门，从事的主要是高级商品和国民必需品的经营，其范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海外贸易。元政府侧重于抽解和征税，海外贸易的实际运营者始终是商人。因海商动辄“赢亿万数”①，故而“商者益众”（《元史·铁木迭儿传》），官僚以至元、大德时“政位显要”的朱清、张瑄为代表，他们“以巨艘大舶交诸番中”，“富过封君，珠宝番货，以巨万万计”（《辍耕录》卷五《朱张》）。朱清之子官至参知政事，继父业为元廷从事海上粮食运输，每年诈称漕粮沉没，而将吞没资金“转入外番货买”（《农田余话》下）。僧侣、也里可温和西域商人亦“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而获厚利②，如回回人哈哈的，从至治年间开始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货无算”（《元史·文宗纪一》）。皇室贵族自不甘寂寞，顺帝元统二年（1334），由中书省出面，“请发两艘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元史·顺帝纪一》）。因海舶致富的巨商还有“南蕃回回”佛莲，手中掌握八十艘海舶，死后抄没家财，“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泉州扬客从事十多年海外贸易，“致赀二万万”（《夷坚续志》丁6）。嘉定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③。定海人夏仲贤，从事海外贸易仅数年，“泉余于库，粟余于廪，而定海之言富者归夏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