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一项被误解地制度.docVIP

科举：一项被误解的制度 马勇 　　十六世纪晚期，意大利神甫利玛窦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真正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他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对中国文明有比较细致的观察，其看法深刻影响了西方人。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可能有很多问题，但其科举制保证了政治权力掌握在知识阶层手里，类似于柏拉图“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 　　只有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人才能参与国家的政府工作；由于大臣们和皇帝本人的关怀，这类的候选人并不缺乏。因此被委任公职的人对于职务要靠经过考验的知识、审慎和干练来加以巩固，不管他是第一次任职还是在政治生活的活动中已经很有经验。（《利玛窦中国札记》，48页） 　　无独有偶。距利玛窦两百多年，英国使团马戛尔尼、斯当东等也深切感受到了科举制的意义，以为这样制度既维持了社会公平，同时保证政府有足够的经过知识训练的官员： 　　在中国大致可分为三类人：第一类人是读书人，官吏都由这类人产生；第二类是农民；第三类是各种工匠，其中包括商人。关于读书人的考试，全国会试在北京，录取者给以最高学位。读书人所学的东西是一些修身治国的道理，加进去中国的历史常识。在北京会试录取的人由皇帝委派官职。这些人组成全国重要的官府衙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29页） 　　一个如此美好的制度，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年轰然坍塌了呢？ 　　群众举荐与组织考察相结合 　　正如今天许多研究者评价民主制度时所说的那样，民主制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可以肯定是，民主制度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制度总是动态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科举制对于中国，大概就属于这样的情形。 　　秦汉以后的历史，就是打天下、坐江山，丢失江山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历朝历代或以暴力，或以禅让获得政权，军功贵族成为王朝政治的主角，但治理天下从一开始就不是军功贵族所能玩得转。秦王朝尝试着启用一些读书人辅佐，但为时太短，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制度。刘邦夺得天下后，其智囊“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从革命走向建设，从战争非常态走向常态，是汉初政治发展的必然。高帝十一年（BC196），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守劝勉辖区贤士积极应召，以待擢用；举荐不力者免官。高祖这一发明，文帝继续享用。文帝二年、十五年（BC178），两度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就时政问题命题策问，从中发现可用之才。这就是后世“察举制度”的前身。 　　察举作为一种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BC140）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次所举贤良并没有真的全部作废，董仲舒此次不仅“天人三策”留名青史，而且获得汉武帝信任，“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元光元年（BC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师古曰：“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同年五月，又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第六》）至此，察举制度治国理政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 　　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举是从下到上，是群众推荐。作为一项制度，察举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规范，一是随着儒家地位上升，儒术渐渐成为取士的重要标准；二是察举内容不仅有能，而且须有德行、学问、法令、谋略等方面的考察；三是将察举分为岁举、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进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上六百石以下官员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他们提名后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荐，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额有限制，东汉和帝时规定凡满二十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二十万人的每两年举一人，不满十万人的郡国三年举一人。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谓诏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特科。人数不限、时间不定。 　　无论岁举还是诏举，这些被选中的贤良文学到了中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才能获得任命。考试的办法主要有对策和射策两种。对策就是命题作文，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凡属诏举上来的，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试，大多问些皇上目前最关心的事情。 　　应该承认，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察举制在实行的几百年中也为汉王朝选拔了大量有用人才，是中国政治从军功贵族走向文人治理的重要步骤。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时期稳定，甚至“超稳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者比较早地明白王朝的所有权不能完全等同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