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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建立 　　早在2003-2004年起草《可再生能源法》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就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度选择问题进行过争论，即我们到底是应该借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实行可再生能源的配额制还是借鉴德国、西班牙等国的经验实行固定电价制度?哪一种制度更有利于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哪一种制度更适合中国国情?[1]立法者最终放弃了配额制，选择了固定电价制度。从《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颁布以来，固定电价制度发挥了预期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到2008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2.5亿吨标煤(不包括传统方式利用的生物质能)，在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9%左右，比2005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2]经过短短的几年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产能过剩”现象。然而，在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可再生能源电力上网难，造成可再生能源电力浪费，严重损害发电商的积极性，从而在根本上不利于我国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增加能源供应、保障能源安全、改善能源结构、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此，200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党委会修改了《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国家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第十四条第一款)，“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家电力监管机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按照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确定在规划期内应当达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制定电网企业优先调度和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具体办法，并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家电力监管机构在年度中督促落实。”(第十四条第二款)“电网企业应当与按照可再生发利用规划建设，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发电企业有义务配合电网企业保障电网安全。”(第十四条第三款)这条规定被普遍解读为国家正式通过立法规定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除《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外，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新能源配额制，落实新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目前，国家能源局等部门正在积极起草《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和电网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可见，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再一次进入浮出水面，并得到立法的确认。但是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际部门都缺乏深入研究。笔者认为，构建可再生能源配额制需要弄清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性质、配额义务主体、配额分配、配额制涉及的技术种类范围、配额的完成、配额制与固定电价制度的御接等。 　　一、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性质与特征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简称RPS)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用法律的形式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力供给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进行强制性规定，电价由市场决定，以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度。[3]RPS是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美国各州立法的称谓，在美国联邦层面上称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标准(Renewable Electricity Standard，RES)，英国称之为可再生能源义务(Renewable Obligations，简称RO)。在我国也有人称之为可再生能源强制性份额(Mandatory Market Share，MMS)。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在性质上是“配额”手段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配额”顾名思义，即分配的额度或者数量。就其本质来说，它是国家或者政府运用有形之手管理、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手段，换句话说，它是国家或者政府根据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通过强制性的数量或者指标控制来平衡不同的利益与资源分配，达到禁止、限制、鼓励某个产业和行业发展的目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较多地运用配额或者实际上是指令性计划指标来实现经济目标，排斥或者忽视市场机制和手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或者政府较少运用配额这种命令性、指标性手段来管理经济，较多地运用市场手段来配置资源。但是在公共领域或者涉及国家利益的领域如进出口贸易领域，国家仍然使用配额来对产品、资源的进出口实行控制。例如我国基于稀土资源的稀缺性和开采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负外部性，对稀土资源的出口进行配额管理。可再生能源能源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低碳、环保的能源资源，无论对于我国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还是解决电网无法到达的边远地区的居民用能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因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不成熟、成本较高等多种原因，私人部门缺乏投资或者进入的意愿，因而国家通过强制性的配额手段来进一步推动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