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的不足及转向规律.docVIP

　　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的不足及转向规律 　　一、论从史出的推进方式 　　近三十年来，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至少存在两个主要问题，这就是缺乏理论深度的平面描述和涉及总体问题的理论偏差。第一个问题较为明显，到目前为止，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对各种理论现象的归纳分类和平面描述上。由于理论观念不同，所选研究对象也不相同，有的研究仅选择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等几家理论进行研究，然后加以评说；有的尽管对以前研究不多的美学家如邓以蛰、滕固等人进行专题研究，却将蒋孔阳、高尔泰、刘纲纪等遗漏在外；有的将９０年代的 后实践美学作为一个研究专题，但却遗漏了高尔泰美学；有的描述了大量的文艺现象，但宗白华、蔡仪等却没有进入研究的视野等等；这些研究也试图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但理论阐述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第二个问题涉及深层理论问题。当前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存在的最普遍和最根本的问题，是对王国维美学的理解偏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整个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发展的全局性误判。２０多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将王国维美学确定为２０世纪中国美学从古代转向现代的关节点，这一点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然而问题在于，多数学者同时认为，中国美学之所以出现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王国维美学之所以具有历史关节点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美学的传入以及由此形成的将审美与生活分离开来的超功利性。这样一来，将审美现代性等同于审美超功利性，将审美独立性等同于孤立性，将审美特性视为超脱空灵等，这种将审美自由与社会功利对立起来并大幅度 内转的观点，成为 现代性范畴的基本内涵和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核心理论。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中国现代美学的真实的历史进程和复杂的理论格局就被模糊或遮蔽了，而通过历史研究获取经验和启示的目标已变得遥不可及。 　　按照这个偏差和思路研究２０世纪中国美学，那么贯穿这一历史进程的主导线索，就成为以各种方式不断呈现出来的孤守内心的审美空灵论。这条封闭性的 主线带有强烈的排他性，由此出发，现代审美意识向社会生活的扩展及其理论建构将受到排斥，关注历史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将受到质疑和批判，认知思维作为审美意识不可缺少的维度将被舍弃；这种 内转视角带有天然的盲区，它在肯定朱光潜审美特性理论的同时，对其审美绝缘论几乎没有任何质疑；它对宗白华古代意境理论的接受远胜于对其现实立足点的关注；对高尔泰主体存在论和美感论的接受，大多完全忽略了其深切的现实感应；而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从实践内转情感的失衡，则被视为回归现代美学正轨的体现。同样，这种 内转也难以发现所谓后实践美学所产生的双重效应：以生存和生命对实践美学的 超越，不仅阻遏了现代人将美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努力，而且也将现代人从现实生活获取动力的情感体验置于悬空漂浮的状态；在这种 超越之下，中国现代美学内外拓展、对峙互补的理论格局将不复存在。 　　纯审美的空灵境界带有深刻的古典主义的历史烙印，它与纯功利的世俗欲望在古代美学中具有同源共生和联动互证的关系；由于审美现代性与审美空灵论的合流，当前的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已经不可能形成自觉的历史反思的意识，亦即无法站在更高的理论基点上认识这种同源共生的关系，从而看清其中隐含的纯审美与纯功利两极摆动和周期换位的机制；不仅如此，由于这种研究将审美空灵论视为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发展的主线，它实际上默认了艺术工具论存在的合理性，例如：面对文革艺术及其典型论的美学特征，从 生命美学出发的研究也只能用 英雄美学加以概括，而不能深入地阐述其深层的规律；再如８０年代后中国美学从 文革的纯功利转向纯审美，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又从纯审美转向纯功利，面对这些现象，当前的美学研究大多未能发现和揭示其两者暗通的实质，而是跟随着审美空灵论与艺术工具论的各执一端的博弈，将古典主义全面导入中国美学的现代进程。 　　笔者对王国维美学的理解以及对整个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发展的研究，与上述误判有根本性的差异①。王国维美学的重点和关键，并不在于主张审美与生活分离的超功利性，相反，他对欲望与痛苦的深切感受，对壮美 （崇高）与悲剧性的创新论述，明确地表达出迥异于古代中和之美的基调，而其境界说对 有我与 无我、理想与写实，主观与客观等问题的论述，实质上以胚芽的形式浓缩了现代审美意识向人的内外世界大规模扩展的历史趋向；这就是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在这种现代性的视野中，审美不是与生活分离，而是自觉地全方位地进入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 　　第一，揭示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和基本矛盾。现代人以古代所无法比拟的广度和深度开拓其内外世界，这是审美意识及理论思维进入现代历史的主要根据，也是观察和研究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的基本视点。进入２０世纪后，中国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