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好党的领导和法治建设的关系.docVIP

　　如何把握好党的领导和法治建设的关系 　　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是限制与规范权力的运行。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进步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 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 [1](P358)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领导力量，仅仅单纯地从限制其权力的角度并不能完全真正地解决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治运行问题。 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解决党和法的关系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方针，部署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以法治顶层设计的方式回答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创造性地设计了全面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党和法的关系，勾画了法治建设的美好蓝图，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和法治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法治建设、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为探索新时期的政党法治化问题开辟了道路。 　　一、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全面推进法治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 　　按照理查德法伦对于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法治类型的划分，迄今为止，存在着四种相互竞争类型的法治：历史的、形式主义的、法律过程的和实体的[2](P7)。 中国当今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似乎不属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法治类型，因为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对于法治进行解释，法治是一个不断被解释和再解释的概念[3]。 如果把中国当下进行的法治建设进行一种符合现实状况的解释，那么，有两个结论是必然的：一是中国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中国的经济政治现实和社会文化土壤，必须坚持为中国的本土法治观念进行辩护；二是在坚持法治多样性的同时，必须维护法治的理想主义立场，即树立法律的权威，一切按规则办事。 当然，这两个结论在中国并行不悖、高度地交织和融汇在一起。 在中国法治建设要处理的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最为重要和核心的就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是历史确立的，这是法治中国当前的本土现实；另一方面，如何实现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又是法治建设的要害所系。 　　可以说，能否使法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否有坚强的政治保障，决定了中国本土式法治理想能否实现；而党能否在法治范围内活动，又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决定》充满政治智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把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摆在当前全面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任务之中，把其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首要内容。 《决定》提出了两个必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这两个必须，明确了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基本关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 　　首先，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得到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进行[4]。 这说明了依法治国离不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从打虎拍蝇到改善民生，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到生态文明建设，都离不开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通过党的领导，实现立法科学、保证执法严格、推进司法公正，落实全民守法，全面实现法治的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 在法治的发展历史上，法治作为新的执政者，一度成为社会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认为法律获得了以前的神以及后来的君主所有的全部特质。 由于这是日夜有效的法，它获得了持续清醒的特质。 有效的法律从不睡觉，只要在它的效力范围内，它永远普遍有效。 法律也能看到未来。 它拟定的文本必须能预料到未来发生的所有案件，并为之准备好解决方案[5](P93－94)。 这种理想主义的法治论调，把法律当成了万能良药，并没有看到法律本身的局限性。 在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克服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实现法治，构筑社会的良好秩序。 　　其次，依法治国也内在地要求党要带头守法，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通过党的带头守法，率先垂范，带领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权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共同遵守法治、维护法治，实现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提高执政、行政、司法的水平和公信力，树立法律权威。 因为法治的标志就是权力机关能否遵从法治，能否坚持法律至上。 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守法了，就会树立法治的权威，人们就会信法，就会减少信访，减少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