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书法意识和活动的新气象及其作品影响.docVIP

　　沈尹默书法意识和活动的新气象及其作品影响 　　今人季惟斋《书史》评沈尹默书法:民国新异之色甚多。一个书法家他的个体书风和艺术成就的形成都脱离不了所处时代的熏染和制约，是时代熔炉冶炼的结果。沈尹默先生(1883-1971)是身经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书家。而其中的民国时期，是沈尹默书法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文化思潮及书法的发展趋势，都在其书法上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沈尹默的学书途径和书风　　碑帖结合是民国书法的主流，书家不论是碑转帖还是帖转碑，或者是碑帖并进，不论是碑质帖貌还是帖质碑貌，总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融汇到碑帖结合的大潮中来。沈尹默的书风特色正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孕育而成的，他走的就是碑帖交融之路。从沈尹默亲撰的《学书丛话》中不难看出他的学书轨迹，可以说是在碑与帖之问来回游弋的。　　学书伊始，沈尹默遇上一位没有书法见解、自日;L;T拜黄自元的宁乡吴姓塾师，染上了黄太史体的馆阁习气。好在沈尹默悟性过人，看到父亲所写的欧体之后，豁然开朗，认识到黄字有问题。其父的书法浸淫于北朝碑版，时亦用赵松雪法，走的是碑帖结合之路。于是弃黄学欧。但在25岁遇到陈独秀之前他仍然取法不高，用的是叶蔗田的《烟霞馆帖》，刻意欧、赵。学习赵体也只是追随当时父亲的朋友南京的仇沫之这样的末流书家。但在西安时，吴兴同乡蔡师愚向他宣传了包世臣的碑派学说，王世世赠送他一本《粱龙颜碑》，使他接触到了碑学的内容，但没有深为之。　　25岁时奉母移居原藉湖州，住华楼桥承天寺巷族亲沈谱琴宅，并在湖州府中学堂和南得中学任国文教员。他到吴兴后又细研赵字雍容遒丽、圆转流美的笔法，书艺大进。他常为扇店书写扇面;为商店题书商号;为墓碑撰写碑文。因人们喜欢沈尹默的字，收集他的字，文化商店特地收进沈尹默一批书法，装裱起来公开出售。此时，沈尹默的书法，名扬这个小小水城。[2](1#39;}3)沈尹默在湖州倡有诗作，被同乡俞寰澄所见，遂介绍给乡谊周梦坡、蒋汝藻，因此而被聘至杭州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前身)任教。沈尹默在吴兴和杭州期问，临池不辍，依然是帖的路子，示人的也就是仇沫之的赵体书法。　　也就是这种书体得到了陈独秀其俗在骨的酷评。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写到:光绪末叶，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和同校教员刘三友善。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的一位著时望的文人，以刘三名，能诗善饮，同我和沈士远相识。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八时直喝到晚问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问，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口前。　　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沫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没有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陈独秀的批评对年轻而富才学、意气颇盛的沈尹默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后他就以此自励，摒除旧习，不取帖学而一心取法魏碑，企望脱胎换骨。　　1913年春，因杭州工业学校校长许炳塑的推荐，沈尹默于次年到北京大学预科任教。在北京期问，积极投身于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并成为其中的一名十将。之后又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这样位高而又忙碌的职务，但他仍以常人少见的毅力临池不辍。他住南小街什力一院36号，书斋中悬挂着颜真卿《家庙碑》旧拓全幅。一意临写北碑，从《龙门二十品》入手，遍临《粱宝子碑》((粱龙颜碑》《郑文公碑》《习遵墓志》《崔敬岂墓志》等，尤爱《张猛龙碑》，着意于横平竖直。取《大代华岳庙碑》，刻意临摹，每作-横，辄屏气为之，横成始敢畅意呼吸。后又得新出王北魏《元显隽墓志》及《元彦墓志》，暇即临习。如此十五、六年的学魏，才自觉腕下有力。　　这是沈尹默书法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是沈尹默书法具有民国新异之色的必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时期专心魏碑的学习，他的其俗在骨的习气难以根除。清代的帖学己走向没落，呈现出媚俗靡弱的弊端，如果随波逐流，只能求其下下而不得正果，对这一点沈尹默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对用笔遒劲、结字凝重、骨力洞达、气象旷逸的魏碑的学习，解除了原先书作中骨弱的积习，为他以后气韵沉酣、刚健清新的书法风格特征和审美意蕴打下了基础。　　但仅仅于此还不够。虽然当时民国书坛是北碑书风一统天下，但这毕竟是清末尊魏卑唐时风的延续。沈尹默在自觉腕下有力之后便弃魏;L;T唐，并进而由唐追晋，这无疑是在民国时期相当新异的书法意识和实践。他在《学书丛话》中这样记述道:到了1930年，才觉得腕下有力，于是再开始学写行草，从米南宫经过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怀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