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修辞推理及其建构性.docVIP

　　法律修辞推理及其建构性 　　一、修辞与修辞推理 　　在西方,人们对修辞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发展过程。在古典修辞学中,由于古希腊对公民直接参与社团决策的高度重视,公民可以成为大陪审团的成员,直接对案件提出指控和进行辩护,因此,需要论点清晰、结构合理又诉诸情感的论辩术。作为修辞学的鼻祖和古典修辞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是发现论点和证据的一种推理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存在一种真正的修辞艺术,它不可能仅仅由一系列使我们的演讲变得优美和有说服力的手段组成,它也必须由某种独特的推理艺术构成。[1](P3)从一开始,修辞就与法律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论辩是三种论辩术之一。高尔吉亚曾这样给修辞下过定义:在城邦的公共场所就正义和非正义问题说服人民之技艺。[2](P2)但从古罗马开始,言论自由就成为一个相对的事情,修辞慢慢地演变成只关注文体风格和辞章句法的语言修饰艺术,从说服技巧转变为表达策略,成为文学而非推理的一部分。这样的研究方式限制了修辞学的研究,以至于在19世纪末的欧洲,修辞学几乎已经死亡。事实上,修辞学在整个19世纪都处于趋于消亡的境况。[3](P35) 　　 　　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修辞学的出现才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基本思想。传统上把修辞作为一种劝说艺术,常常变成可以预先控制和改变他人信仰或者行为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今天,把修辞的目的当作劝说的观点依然流行,但更为重要的是,修辞可以在人类的交往中用于解决分歧,促进共同的理解,达到社会的和谐。这是新旧修辞学派的分水岭,它的出现使人们耳目一新,为修辞学理论与实践打开了一扇大门,确定了前景广阔的研究方向。[4](P23) 　　 　　这一时期,各种修辞学的思想和观念相互激荡,一派繁荣的景象,修辞学被广泛应用于历史、系统、教学实践等领域的研究,并成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项目。其中,佩雷尔曼的修辞学理论与法学和论辩的关系最为密切,他认为新修辞学可解释为辩论学,其研究对象是商讨技术,旨在说服人们接受一种观点、意见和命题,而说服的对象是听众,所以新修辞学以听众为核心,新修辞学的核心部分和要点是听众理念,因为只有顺应听众,说服才有可能。[3](P40) 　　 　　他反对将修辞学降为表达策略和美学装饰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古典修辞学合理内核的创造性继承,强调修辞的说服功能,把修辞当做通过沟通来影响他人情绪、思想和行动的言语形式,在他看来,修辞论证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实践推理之个案,其并非一种形式性证明而是一种论证,目的在说服他人和使人确信。[5](P129)这里的修辞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它与形式推理相对应,是实践理性的体现。但他们将修辞与修辞学、修辞推理相混淆。 　　在中国,修辞的研究源远流长,并且一直在语言尤其是文学的范围内使用。陈望道先生就曾指出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便常常连着用的。[6](P1) 　　 　　他认为修辞二字中的修主要在修饰和调整两个意义上使用,而辞则在文辞和语辞两个层面上使用。而实际上修辞应该是包括对文辞和语辞的修饰和调整的内容。周礼全在1994年的着作中指出,修辞有美学和逻辑学两种功能,前者是指美化语言的功能,后者是指说服论证功能。[7](P480) 　　 　　近年来,随着语用学向法学研究的渗透,修辞学的研究也深入到法律领域,全国性的法律修辞学会议已经举办四届,诞生了大量的法律修辞学的优秀论文,也提出一些颇有新意的深刻观点。尤其是在法庭论辩中,掌握娴熟的修辞艺术是辩论致胜的利器,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修辞学是优秀律师的必修课。奥斯丁提出以言行事这一着名哲学命题,这一命题在法学领域发扬光大,因为法律的活动主要体现在言语行为上,上乘的言语有赖于修辞的优化,优秀的法官当然也是修辞高手,就如孔子批评不善于外交辞令的使臣使于四方,不能专一样,法官也如同外交官一样要具有谈判的修辞雄辩能力,才能给出一个好的说法,使当事人口服心服地接受判决结论,使整个审判行为善始善终。审判行为主要体现在法官的修辞言说上,是典型的以言行事。[8] 　　法官对修辞运用得炉火纯青,作出的判决书必然是情理并茂,具有可接受性。 　　由于中西方文化对于修辞一词的理解存在差异,在中国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法学的研究中,对修辞的理解也左右摇摆,既不想悖于国人传统的理解和认知模式,又感觉西方的思想是先进思想。张纯辉在博士论文中指出,修辞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修辞是指对语言形式或语言手段的研究,以语言体系的修辞手段为研究对象,研究语言体系中有修辞分化的语言单位,研究语言手段固有的修辞特性和语言的修辞资源。广义的修辞是指被视为能使本性倾向于对抗和冲突的社会力量和制度力量相互合作和调和的一切手段。[4](P25) 　　 　　可以看出他狭义上理解的修辞和中国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