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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文化价值观的经济学 摘 要：文化价值观对于人类行为、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将文化现象纳入经济学框架却充满着争论。争论的焦点不仅包括能否对文化进行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经济分析，而且还体现在研究路径的差异上。本文认为由于文化价值观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因此它能够而且应该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对象。值得强调的是，应用效用范式与博弈范式并不是文化经济分析的好方法，而从文化成本概念出发则可以深化对文化现象的认识。 关 键 词：文化价值观 经济学分析 文化成本 对文化价值观尝试经济学分析是需要勇气和自信的。幸好汪丁丁曾鼓励说：“我们需要的，是批判性的阅读和思考，是在批判的同时把对方的知识扬弃和吸收到自己的知识传统中来，是通过读者自己‘直面现象’的实践进一步对现存经济理论加以反思从而在对话中演进地揭示出‘概念’的真理性。本着这样的精神和实践，经济学就将不再是僵死的教条和抽象的数学体系，不再是经济学家话语霸权的知识资本和官方政策的脚注，不再是为了职称和收入而寻求发展的知识体系。”本文的论题虽然充满争议但却大多是空白地带，除了牢记价格理论的基本原理外，经济学似乎并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直面现象”是促使思考持续深入下去的唯一动力，文化价值观这一现象迫使我们去理解它、把握它和解释它。 一、文化经济学分析的意义与进展 在主流经济学的天地里，文化现象并没有容身之地。正如弗朗西斯·福山（2001，第16页）所指出，当代经济学一般不考虑文化因素（即将文化因素抽象掉，进行纯粹的理性推理）。因此对于现实经济生活，经济学可以有80%的解释力，而其余的20%将留待经济学以外的学科来解释。然而，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深化与超越，还是经济发展的实践与大量社会现象都显示出经济学分析无法忽视文化因素。需要提前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价值观念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文化和传统是人类共享的价值和偏好（贝克尔，2000，第20页），它的基本要素是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常按其性质而被分类集合为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等。例如，宗教被定义为“是由有关实在的一般解释所构成的”，而解释则是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因此宗教首先是个智力产物，观念是其真正根本的方面（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2004，第112页）。同样，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与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特定的价值观。所不同的是，宗教信仰所强调的是对彼世的解释。 对文化价值观的经济学分析显然与传统的以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经济学是不同的，事实上，前者可以称之为“新文化经济学”以示区别。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范式上而言，新文化经济学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和取向。 对于解释现象而言，文化价值观是一种重要的约束条件。如诺思（1992，第46-47页）发现，忽略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因素的新古典模型还不能充分说明确实有许多人去参加了匿名献血，在很多选民厌恶投票选举的同时仍然有大量的人参加了投票；需要解释的现象还包括“为什么人民没有把乡村搞乱？为什么当可能的惩罚与收益显得微不足道时，他们并没有去欺诈偷盗？”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文化价值观是一种独特的无形资源（高波、张志鹏，2004a）。不仅微观企业组织的性质和绩效需要从企业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古奥弗雷·M.毫森，1994），而且地区、产业集群与国别经济发展的差异与趋同也应分析其文化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经济转型的研究离不开对文化变迁的探索。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学而言，文化则具有极为独特的意义。一方面，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停滞、变革与复兴离不开对文化冲突与文化变迁的分析。具体说，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才有可能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中国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文化经济学分析也许是最值得探索的一个新领域。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和它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正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入解释。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使扩展到了新制度经济学时代，也无法对文化价值观层面的深刻转变作出分析。而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 然而，上述的设想和努力却面临着一个深刻的疑问，那就是经济学能够分析文化价值观吗？具体来说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