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单位制” 的起源与形成.doc

“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 田毅鹏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130012） 本文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末，学术界在清理总结有关单位研究的学术成果时，曾有学者提出，要想通过单位研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做进一步有说服力的解说，就必须摆脱泛泛的议论和一般性的分析而对单位制度展开“长期动态学研究”。因为在以往“尽管已经有学者对单位的历史沿革作了十分细致的分析，但对单位何以形成今天这种组织形式，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实际上是将单位作为静态的‘理想型’来处理的，但单位的‘长期动态学’是理解单位特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描述的单位特征也是只有放在单位的长期发展中，才容易理解。” [1] 笔者认为，上述追问为单位研究提出了颇富建设性意义的研究思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借鉴。因为从静态的角度看，建国以来中国城市企事业单位普遍采取了单位制，在这一意义上，单位似乎是“举国而通一式”的、同一的。但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角度，将单位制的确立和发展置于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在普遍、同一的“单位模式”的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不同单位制类型的存在。由此，建立在地域个案研究基础上的对单位制存在形态的深度研究，便成为深化单位制研究的难点和关键。 从单位制起源及在全国建立、推进的过程看，其演进轨迹不是“同步”的。由于东北在解放战争中率先解放，因而其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借鉴根据地模式构建单位制。遂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单位制度的创制进程中，东北地区捷足先登，扮演了关键的“典型示范”角色。而在告别计划体制的进程中，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的“典型单位制”亦表现出突出的特点。 首先，在探寻单位制度起源时，一种普遍性的观点认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经验，为其革命成功后在城市社会中建立起“单位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参照。尤其是解放区公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当然成为这场改造运动的制度借鉴来源。此种观点有助于引导人们从长时段的研究视角来研究审视单位现象，并将单位制度与中国革命的宏观进程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但其局限性表现在，因城市乡村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使得共产党人在建立单位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不可能将源于乡村的“根据地制度”简单、直接地移植到城市企事业单位中。易言之，如欲使这种“移植”成为可能，必须选择一定的“中介”环节作为过渡。从历史上看，作为最早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和最早进入计划体制的地区，东北地区在客观上就扮演了这一“中介”的角色，以公营企事业为核心组织机构，便构成了“典型单位制”最初的存在“形态”。 其次，“一五”计划期间，东北凭借苏联援助的156项重大建设项目，在建成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业基地的同时，也完成了单位体制构建的过程，并进一步强化了东北地域“典型单位制”的特性。 再次，在中国退出计划体制的过程中，由于东北地区中央直属的、超大型企业高度密集，加之地缘因素的制约，使得“典型单位制”的特色再度凸显，出现了颇具影响的“东北现象”。由此可见，“典型单位制”的存在形态极为隐蔽，只有将其置于动态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才能发现其特征及存在形态的踪迹。 二、“典型单位制”的发生及其存在形态 从历史上看，建国以来单位体制在全国城市社会范围内的普遍确立，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巨大的“空间重组”，这既包括城市“地理空间”的变化，也包括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此外，我们还应将这些变化与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理想和目标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在这场剧烈的空间重组和变迁过程中，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作用，使得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的“超大型”工业社区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典型单位制”，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的“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典型单位制”的发生（1948—1953年） 在建国初期“单位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东北在时间上最早，是作为全国的“典型”示范而存在的。如前所述，在探寻单位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时，国内外学者往往将目光直接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认为“在共产党根据地的制度结合进新中国的社会体制的过程中，由供给制所体现的（革命队伍）组织原则和分配方式实际上也以各种形式在公共部门中被继承下来。这一点对理解单位体制的起源极为重要。”[2]上述分析为我们从长时段角度深入理解单位社会起源和形成开启了重要的研究视角。 但值得注意的是，“延安道路”所代表的这种中国革命所特有的组织模式，是在特殊的战时状态下，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40年代末，共产党人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固然可以参照根据地的经验建立城市政权，重组城市社会的秩序，并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中国。但我们必须注意，城市社会与农村革命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