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雷雨》曹禺戏剧思想的美学内涵（人教）.docVIP

曹禺戏剧思想的美学内涵 曹禺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优秀剧作，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乃至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一个剧作家的审美理想，表面看来是一个感性的世界，一个透过剧中形象与动机行动所表达的审美情境；实际上，透过戏剧的形象画面，蕴含着剧作家独特的理想憧憬和美学内涵。 除了创作了一系列优秀剧作之外，曹禺还写过《〈雷雨〉的写作》(1935)、《〈雷雨〉序》(1936)和《〈日出〉跋》(1936年)、《〈争强〉序》(1930)、《〈原野〉附记》(1937)、《关于话剧的写作问题》(1938)、《编剧术》(1940)、《关于“蜕变”二字》(1941)、《悲剧的精神》(1942)等一系列阐述其戏剧创作思想的文章，此间不但闪烁着人文主义的思想火花，而且显现了具有现代性特点的戏剧思想。 一、戏剧诗的发现与表现 1934年7月，《雷雨》发表于北京《文学季刊》第3期上，日本的两位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看过剧本后，兴奋莫名，旋即推荐给中国的留日学生，激起了他们的演出热情，促成了1935年4月《雷雨》在东京的公演。两位演出组织者杜宣和吴天，在戏剧排演前曾写信给曹禺，告知他，由于戏剧过长，他们的演出打算删去序幕和尾声。曹禺对此大不满意，这仿佛是砍伤了一个人的头皮和脚趾，他担心这样演会像一出社会问题剧，了无哲思和诗意，因此在复信即《〈雷雨〉的写作》中，申发出一番激昂的抗辩：“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田本相 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5卷第1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我们考察曹禺此番言语的文化语境，考虑到“五四”以后一个时期中国剧坛“社会问题剧”的泛滥，就会发现，曹禺对戏剧诗的追求是对“只谈问题，不顾剧艺”的创作倾向的反拨。 在《〈雷雨〉序》中，曹禺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恐惧的表征”，“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感情的发酵” ，“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这样的创作心态表明，曹禺是以狂放恣肆的想象与主观情感的宣泄作为戏剧的审美诉求，蒸腾为《雷雨》的氛围，孕育为人物的形象，交织成为不可解脱的情节和激荡的冲突。 在《日出》的创作中，曹禺说，在他心头最初涌动的是一首诗，就是陈白露几次吟唱的那首小诗：“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当然不能把它看做是《日出》的主题，但却是曹禺对这部戏剧的诗意发现。类似于陈白露这类人的存在，注定是不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延续下去的，她们不是害人者，她们的生命曾经显示过美丽和纯净，但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了她们的灵魂，她们注定会成为那个旧世界的殉葬品。这是曹禺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对这样一种人生及其命运的最本质的概括。《日出》对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黑暗、无耻、腐朽，做了最深刻的揭露；但是作者却不是在展示罪恶与黑暗，而是怀抱着希望，憧憬着光明，燃烧着理想去观察和描写这些人间的地狱和魔鬼。于是，他发现了陈白露的人性的诗意，翠喜品行的诗意，发现了黑暗中有着日出的曙光，绝望中有着人生的希望。因此，叶圣陶评论《日出》“其实也是诗”。 “戏剧诗”的概念由来已久，古希腊悲剧用韵文写成，在亚里士多德、布瓦洛、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有关戏剧的论述中，都不乏类似的表述。应当指出，从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金院本、元杂剧、明南戏、清传奇，中国的艺术，特别是戏剧传统中，从来都弥漫着浓重的诗的气息，显示着民族的诗性智慧。但是，就中国话剧产生之初的历史状况而言，它恰恰是以对这种诗学传统的颠覆，来为自己打开进路的。“问题剧”走到极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话剧对诗学传统的背离。曹禺以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感受和艺术卓识，深刻地把握着戏剧艺术的精神内涵，并将之化为现代的戏剧诗的美学概念。 曹禺对戏剧诗的阐发，在于他对现实生活中诗意的捕捉、感悟、提炼和升华。比如，他在《雷雨·序》中说：“《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这里所谓的“不可言喻的憧憬”，或者他说的“神秘的吸引”，“抓牢我心灵的魔”等，看来未免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而实际上是对感物抒怀、天人合一的诗意的感悟，表达的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生命意绪。 曹禺戏剧创作思想中所体现的对于现实的“诗化”，在特定意义上说，就是审美意象的“表现化”、“象征化”。 曹禺的剧作充满了象征的色彩，女儿万方曾经询问他，“雷雨”是什么意思，曹禺回答，“雷”是天上轰轰隆隆的声音，警醒他们；“雨”是自天而下的洪水，把大地冲刷干净。由此可见，《雷雨》剧名就带有象征性。《日出》中的主人公陈白露，名字暗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