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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和一般特征 　　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法哲学(法理学)是理论法学的主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法哲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比较系统而又准确地介绍战后西方法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比较和批判，既排污，又借鉴，对于在我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战后西方法哲学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发展和一般特征;二、热点和基本观点;三、认识论、方法论基础和社会观、历史观、政治观、价值观基础。本文仅就战后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和一般特征，作一简要分析。 　　一、论战迭起，从萧条走向繁荣 　　本世纪初，由于社会法理学的崛起，西方法哲学曾经活跃过一段时间。但是，由于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学者们的注意力转向经济、战争和其他社会问题上。由于在战争期间各国政府普遍加强了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限制，由于行为主义笼罩着法学，削弱了法学是科学的观念，使得法哲学同政治哲学一样，处于“休眠状态”，“看上去就要消灭”⑴。这种情形在战后又持续了十多年。但是，从30年代后期以来，法哲学又开始振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竟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战后，西方法哲学由萧条走向繁荣，直接的原因是法哲学界连续不断的论战。从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法哲学界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学术争论。其中已载入西方法学史册的有三次，即哈特/福勒论战、德富林/哈特论战和德沃金/哈特论战。 　　哈特/福勒论战发生在五十年代后期。论战的主题是法和道德、“实际的法”和“应当的法”是否可以分离，或者说法和道德有无概念上或逻辑上的必然联系。1957年4月，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哈特⑵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讲演，题目是《实证主义和法与道德的分离》。哈特在讲演中，一方面为边沁、奥斯丁以来将法与道德、实际的法和应当的法、对法的分析和对法的评价分离的实证主义传统辩护，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和德国的法学家对这一传统的批判，维护“恶法亦法”的信条。针对哈特的讲演，哈佛大学法理学教授富勒⑶撰写了《实证主义和对法的忠诚—答哈特教授》，批判分析实证主义传统，强调道德是法律秩序的基础以及法律自身的内在道德性，说明了法和道德、实际的法和应当的法不可分离的理由。1958年，《哈佛法学评论》同时刊登了哈特和富勒的论文。本来，随着纳粹政权的出现，人们就重新严肃地思考法和道德的关系，尊重和遵守法的义务以及反抗不正义的法的政治道德问题，因此，哈特和富勒的论战很快发展成为整个法学界的论战。西方著名的法哲学家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论战。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分析法学和自然法学的论战，它促进了分析法学的更新和自然法学的复兴。 　　德富林/哈特论战紧接着哈特/富勒论战。这场论战是围绕着运用法律强制实施道德(即所谓“法的道德强制”)的合理性及其限度问题展开的，起因是英国议会的“同性恋犯罪和卖淫调查委员会报告”。在英国，同性恋和卖淫一直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但在50年代初期，社会上围绕着同性恋和卖淫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发生了一系列公开的争论。这些争论引起了议会和政府的关注。1954年，议会决定以议员沃尔芬登为首组成“同性恋犯罪和卖淫调查委员会”简称“沃尔芬登委员会”(Wolfenden Committee)，去研究这两种行为是否应作为犯罪处罚，并就此提出法律改革意见。1957年9月，该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一份报告，建议改革有关同性恋和卖淫的刑法。建议包括：(1)废除制裁同性恋的刑法;(2)不把卖淫作为犯罪惩罚，但应通过立法，禁止公开卖淫。该委员会对它的建议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其中有两点特别引人注意：第一，法律的作用是维护公共秩序和体面，保护公民免受侵害。如果成年人是私下而且是自愿地同性恋，就不存在公共秩序和体面问题，因此，法律不应当惩罚同性恋。第二，必须留有法律不介入的私人道德和不道德的领域，应当给予个人就私人道德问题作出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干预公民私人生活或试图强制特殊的行为模式，对于实现法律的目的来说，并非必要。 　　沃尔芬登委员会的报告在英国法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论战的主角分别是德富林⑴(保守派)和哈特(自由派)。德富林猛烈抨击沃尔芬登委员会的报告，认为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共同体，是共同的或公共的道德观念把单个人连结成为一个社会。对于社会的存在来说，共同的道德象有组织的政府一样必需。一旦共同的道德的这一社会纽带松弛，社会就会崩溃。在道德领域，是不存在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分的，划定私人道德的领域从而限制法律惩罚不道德行为的范围，如同限定国家镇压叛国罪的范围一样荒唐、错误。哈特批判德富林的观点，指出社会应当允许“道德实验”。一个社会现有道德的变化并不必然威胁社会的存在，断言公共道德的任何变化都会危害社会的存在，如同断言一个人的出生或死亡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