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诉亚都案引发的法律思考.docVIP

微软诉亚都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软件最终用户的侵权责任分析 尚志峰 学号微软诉亚都案的简要介绍 引起广泛关注的微软诉亚都一案在北京一审有了结果。这起引起各方关注的软件侵权案，以微软败诉告一段落。在此案的庭审中，被告指微软告错了人。微软提及的亚都集团两名工程师事实上并不是在亚都科技集团工作，而是亚都大厦内的另一家公司——亚都科技有限公司的职员。这两家公司是独立法人的企业。法院审验了亚都集团提交的证据后，鉴于北京亚都科技集团不是本案的被告，对于微软指亚都科技集团就是侵权行为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法院不予认定，因此作出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 微软此次败诉的原因颇具戏剧性，因为法院的裁定并未涉及本案引出的关键问题，即软件最终用户责任问题。微软公司对法院的裁定十分失望，指北京亚都科技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何鲁敏同时是其子公司亚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家公司同在亚都大厦。侵权事实确凿，且经公证处公证。何鲁敏本人也曾公开承认集团内部有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微软公司表示将会对亚都科技集团的子公司北京亚都科技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对此次事件亦有学者指出，解决中国软件侵权最终界限问题的根据，应该是按照立法原意或者所谓“国际标准”来理解，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国家利益。这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重大政策法律问题，应当慎重对待。 软件的“使用”和其它受版权法保护的传统作品的“使用”有区别吗？ 有人认为：同传统的版权保护客体相比，软件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1）软件既有作品性的一面，又有工具性的一面。软件是一项作品，同时又能完成一定的指令，实现一定的操作，完成一定的任务，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和工具性。2）软件还具有很强的易复制性，复制软件非常容易，而且极其精确，与原件差别很小。基于这两项特点，软件的功能性使用（安装、运行等）往往伴随着版权法意义上的使用（复制）；软件的非法复制快速、准确、隐蔽，而且规模可能很大。 传统作品的最终用户通常是读者，读者对作品的“使用”通常就是阅读欣赏，一般谈不上其功能性使用问题。读者对于作品的阅读被视为属于对作品的消费行为或消费性使用。 但是，用户得到软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阅读、欣赏，“使用”必然要安装、运行软件，如果认定安装、运行软件的行为属于版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的话，那么，软件用户（不论是否是合法用户）的任何“使用”行为都会违反版权法的规定，虽然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合法持有软件复制品的单位、公民，在不经该软件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享有把该软件装入计算机内权利。但是，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并没有认定该“装入”行为属于版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 笔者认为，尽管在技术层面上，软件的“使用”和其它受版权法保护的传统作品的使用有所区别，但是，没有必要在法律意义上将两者区分开来，两者都应当认定为消费性使用行为。 软件最终用户的界定 什么样的用户是最终用户，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顾名思义，最终用户就是最终使用软件的用户。那么，购买一份计算机软件，取得了在一台计算机使用该软件的许可，却擅自复制多份，使用在其他计算机上的用户算不算最终用户？笔者认为，至少，该用户在实施复制行为的时候已经算不上是最终用户，因为，该用户的行为已经不是使用软件的行为，该用户所扮演的角色是软件的非法传播者，所以，以此为例来说明版权法必然地要涉及软件的最终用户是不够严谨的。诚然，将该用户定义为软件的非法传播者和将其定义为最终用户（如果承认版权法涉及软件最终用户的话）所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即保护了软件权利人的专有复制权，但是，这样就不会涉及软件的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的用户不会被认定为违法，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软件最终用户的侵权责任分析 对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传统作品来说，通常不存在追究其最终用户法律责任的问题。试问，购买盗版软件用来使用和购买盗版图书用来阅读的用户有法律意义上的区别吗？笔者认为两者是相同的。版权法应当保护软件权利人的专有权利，但是，权利人的专有复制权已经在打击盗版软件的制造者、传播者的过程中得到体现，而不应该再延伸到软件的最终用户。此外，就中国国情而言，不加区分地认为计算机软件的最终用户要承担和盗版软件制造者、传播者相同的责任是不够恰当的。如前所述，软件最终用户的使用软件的行为（安装、运行软件的行为）并不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复制，当最终用户将软件复制多份或将授权安装有限台计算机上的软件安装到超过授权范围的计算机上的时候，最终用户已经转化为软件的非法传播者、非法制造者，完全可以根据版权法来追究其法律责任。所以，软件最终用户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笔者认为，购买、使用盗版软件和购买、阅读盗版图书一样都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不应该由法律调整。确实，盗版软件用户是盗版软件制造者、传播者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