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汉地主庄园和中古西欧贵族庄园形成原因之比较.doc

中国东汉地主庄园与中古西欧贵族庄园制形成原因之比较 山西大学初民学院2013级文科试验班姚国荐 摘要：众所周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东汉到隋唐，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在很多方面都区别于前世，迥异于后世，异彩纷呈，格外炫目。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古的欧洲，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也变得空前的紧密，市民阶层的膨胀、理性的宗教意识也在压抑之中逐步发展。 本文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研究资料及翔实可靠的数据，为大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以农业发展为引子，以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为重点，并结合思想文化，对中古西欧贵族庄园制的形成原因进行可靠地分析。 关键词：庄园制、豪强、欧洲贵族 农业发展 我们知道，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东西方庄园制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亚欧大陆两端生产力水平不平衡的表现，所以分析庄园制的产生原因也必然避不开对农业生产发展情况的研究。 在东汉时期（25A.D—220A.D），中国的水利工程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永平十二年（69A.D），东汉明帝令著名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王吴治理黄河，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大的减少了水灾的发生。①同样是在东汉，《后汉书》记有毕岚作教皇格里哥利一世公然宣称：“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教会推行的信条和准则是“启示高于理性”、“知识服从信仰”、“哲学(包括科学)服从神学”。农业技术进步其一是三圃制广泛推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百分之十五以上；其二是重型轮式犁取代了过去的扒犁，扒犁只能翻耕贫瘠的砂土，而轮式重犁则可翻耕草地和肥沃的洼地；其三是把马力用于农业生产，罗马人向来只是把挽具套在马颈上，拖拉重物时用牛可以，用马则极易窒息而死，十世纪发明了胸带挽具，套在马肩上，不但拖力提高 4 ～ 5 倍，而且速度更快；最后是水车和风车的广泛使用②以上农业技术的发展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耕地质量，还可以排干低地、沼泽的水，还能带动水磨 所以，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无论是在东汉还是在西欧，都使集体劳作的成果空前提升，加强了统治与依附的意义，有力的促进了庄园制的形成和发展。 政治与土地制度 毫无疑问，宏观的政治与微观的土地制度是东西方庄园经济形成的直接原因，而这两种制度的不同也催生了两种庄园经济的差异，本部分将着重从不同点方面来论述差异的原因。 人身差异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对东汉社会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的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③ 如我们所知，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便是豪族起家，学界也普遍认为，东汉王朝也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使豪强地主几乎不受限制的发展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迥异于各朝的田庄经济形式，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壮大。故此，东汉形成了这样一种颇为特殊的权力情况：东汉政府与地方豪强并驾齐驱的统领着一部分的平民，形成一种分庭抗礼的局面。如图所示： 所以东汉的庄园农民主要还是依附于豪强地主的。 请再让我们看两张熟悉的欧洲权力金字塔图，东汉和西欧的差异也显而易见： 中古的西欧是一个二元制的社会，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在农业社会体现为村庄（village）、采邑(manor)和教区(parish)三个交叉层次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庄园农民来说，他们既是村民，又是佃农，同时也是教民。这三种身份各有各的功能：村民代表他的农业功能和社会身份，佃农代表着法律功能，教民自然代表的是其宗教功能。 而据历史学家指出，“采邑的主人可能是国王或王后，也可能是高贵的贵族，或者是主教和修道院，或者只是个骑士和他的夫人而已。”④所以，中古西欧的农民主要依附于宗教与世俗贵族，并且通常依附于多个贵族之间。 2、独立性 东汉的豪强地主田庄与自耕农经济相比较有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豪强地主可以“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更可以“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可见有很强的统治力和影响力。 并且有证据表明，东汉的豪强地主可以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业工具，传播先进的耕作方法。强力的整合乱世中的各种生产资料，统一的进行农业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稳定性，为东汉的军阀制衡提供了来自于基层的社会基础。 而西欧的情况如前文所说，非常复杂，农民被多种势力控制，在宗教与世俗的压迫中痛苦不堪。同一个村庄的人可能要对不同的领主欠下地租，对不同的教堂欠下“什一税”（Tithe）。农民不但要向贵族缴纳地租，还要为地主耕种大约占采庄园三分之一的领地，同时地主还可以征收农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