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14修订版}.ppt

首先，公安派在文学发展观上是与复古派相对而言的：文学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每个时代都有好文章。袁宏道认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然也”。袁宏道还说：“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没，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他们提出：“古不可优，后不可劣”，“古何必高，今何必卑”。 公安派正面的创作主张就是袁宏道所说的八个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真实的个性，真实的感情。他认为作家应该抒发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真情实感，反对拘守任何僵死的格套。我们可以看出公安派这个实质上很明显是对李贽童心说的发挥。 他们文章认为应该“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完全听凭自己感情的自然流露，就好像“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痛号，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这种理论在当时，不但对复古派是个冲击，而且对当时统治阶级的理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反抗作用。 袁宏道以“性灵”为中心的文学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概括 ： 第一，真。提倡诗文创作必须抒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的真实感情，应该是自然天性的流露，反对任何的因袭模拟、剽窃仿作。 第二，变。强调“变”是公安派批评复古摹拟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能认为只有某一个时代的文学才是最好的，不同的时代各有不同的创造，否则就没有文学的历史发展了。 第三，趣。公安派提倡的“趣”是一种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它明显带有时代的色彩。袁宏道的《叙陈正甫会心集》： 世人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桎，有心如棘，毛孔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第四，“奇”。指符合人之真性情，不模仿前人而极其自然者为奇。 公安之后的竟陵派锺惺、谭元春，两人均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曾一起选编《古诗归》十五卷，《唐诗归》三十六卷，合为《诗归》五十一卷。其宗旨是在继承公安性灵的基础上，又特意提出“幽深孤峭”的风格以矫正公安的俚俗，一时以“钟谭体”相号召，人谓“竟陵派”，曾产生较大影响。 钟惺 1574～1624，字伯敬，一作景伯，号退谷、止公居士，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万历三十八年中（1610）进士。钟惺简淡自持，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撰成《史怀》，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喜游名山大川，曾登泰山。任职福建时，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为时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著有《隐秀轩集》。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作《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的诗，作《古诗归》，名扬一时，形成“竟陵派”，世称“钟谭”。 谭元春 1586～1637，字友夏，号鹄湾，别号蓑翁。与钟惺创立竟陵派，致“士以不谈竟陵为俗，王李之帜几为尽拨。”著有《谭友夏合集》。散文名篇《游乌龙潭》，风格秀雅。 竟陵派的领袖为钟惺、谭元春。因为他们两个是湖北竟陵人，所以才叫竟陵派。他们的文学主张也反对复古，也提倡“性灵”，但是竟陵派的“性灵”，只是一种清高、孤独的情绪，完全取消了公安派的个性解放的一面。 钟惺说：“诗，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浓则否。”竟陵派要把诗作成完全脱离人间烟火的地步，做到远离现实生活的地步。 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的诗才是表现了性灵。从竟陵派的诗人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们的诗也正是这样，因为刻意追求“清”，追求“静”，刻意追求脱离生活的那种冲淡。清初的钱谦益曾经骂竟陵派陷入“鬼趣”，甚至斥之为“诗妖”。 这种观点也反映在竟陵派对诗的选集和对诗的评论上。钱钟书举了他们选的一首诗，诗的年代比较久远，所以中间缺少了许多字，用方框代替，而钟惺、谭元春却把缺字认为是口字，而大加赞扬。 整个明代的诗文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李贽的“童心说”。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表现出来一种崭新的性质，也就是反封建、反礼教的性质。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反拟古是有价值的，但竟陵派的脱离现实的倾向对后代造成了不良影响。 明末陈子龙针对公安派、竟陵派的严重脱离现实的倾向，重新提出复古。但他的复古与前后七子不同，他作为一个爱国诗人，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的复古是要求恢复古代诗歌的美刺传统，要求诗歌批判现实。 陈子龙 1608-1647，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