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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诗歌——盛唐与中唐诗间的阒寂过渡 人口迁移与大历体的兴起 1.人口南迁 安史之乱发生时，中原地区长久无战，没有稳定的驻军。据《资治通鉴》记载：“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因此叛军很快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富庶地区。相较之下，南方却拥有较为和平的局面。江淮地区以其发达的经济与便捷的水运，吸引了大批百姓前来避居，其中就包括了盛唐诗坛的部分文人。这也是继东晋“永嘉南渡”后的第二次人口南迁大潮，是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点之一。 经济、政治活动中的变迁往往对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巨大的冲击。“安史之乱前，两京是唐代文人最大的创作中心，盛唐文人的群体活动几乎都是以京城为中心的。安史之乱后，两京的中心地位逐渐消减，出现了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①因为文人的迁移相对集中，所以形成了地理上的区域性。肃、代时代的诗歌创作大致形成了五个创作集中地：两京地区、江淮地区、蜀川地区、西域及凤翔。后来的大历时期、乃至中唐的诗人都对江淮地区青眼有加，也直接导致了“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文集》）的文化局面。 在这一段时间内，盛唐诗人先后卒去，而中唐诗人如白居易、韩愈却还没有出现。唐朝文坛是一派万马齐喑的景象。直至大历、贞元年间，唐朝的部分诗人诗歌中呈现出一种共同的诗歌创作风貌——大历体，这种现象才得以终结。而这个时间段也从此被后人视为唐诗的一个嬗变阶段。 2.大历文人分类 由于分类标准的不同，大历诗人的分类有不同的分法： 按社会地位来分，蒋寅先生将大历诗人分为京官、地方官、方外之士三个群体。“其中京官诗人与方外诗人因地理的悬隔交流联系相对较少，而地方官诗人则因台省迁转、出幕佐府，遂与京官诗人、方外诗人两方面都有交际。尤其是当他们较长时间留滞于吴越一带时，便与方外诗人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生活态度和创作作风上都出现趋同化倾向。”② 按空间结构来分，傅璇琮先生认为大历诗人可以根据地理位置的区域性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两都为中心，代表诗人是大历十才子；二是以江东吴越为中心，代表诗人有李嘉祐、刘长卿等人，作品多为五律山水。③显然，大历诗人在区域上的分布与安史之乱中人口的迁移是相关的，江淮文化的繁荣与江南水乡文明的清净恬淡滋润着在安史之乱后前往江淮地区避居的文人（主要为地方官诗人）。由于文人的区域集中性迁移，诗歌文化逐渐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不按形式逻辑划分，苏雪林将大历诗坛的诗人划分为三派：“一派是与杜甫相鼓吹的人生派，一派是表里王维、孟浩然的田园派，一派以研练字句、工秀幽隽、借五七言律绝称长的小诗派。”④她的划分是固定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上，语指大历年间的诗人，并非是大历年间的代表诗人。其中，第一派仍存盛唐遗风，第二派、第三派风格较为接近，是体现时代精神的代表，本文即以后两派诗人作为研究对象来探寻大历诗歌的内涵。 注释：①：《安史之乱与盛唐文人》 吕蔚著 中华书局 2010年版 ②：《大历渐东渐西联句论述》 蒋寅 ③：参考傅璇琮《李嘉祐考》，载《唐代诗人丛考》 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④：《唐诗概论》 苏雪林著 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二.安史之乱后社会思潮的两种走向 1.黜华求实——儒学文化观的回归 《哲学、文学和政治》里这样解释文化的共同领域与个体作品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文化的一个领域生产出启发灵感的作品，还有把这些启发灵感的作品融入背景，从而去除它们的浪漫色彩并且解释它们的奥秘的作品时，这个文化领域才能处于良好的状况。”① 安史之乱后，盛唐诗人的思想情感由对帝国的盲目赞颂到冷静反思，诗歌风格由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转变为写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社会思潮在安史之乱中的杂糅后产生了产花，它的转变在诗歌创作中体现为审美情趣与诗歌格调的更弦易辙。在这个过渡时期，大部分诗人的作品表现出了对帝国前途的迷惘，对个人能力的怀疑这样的反常态的、消极的主流思想，而少数诗人如李白、杜甫则传承了盛唐气魄，诗品由对功名荣禄的追求、对个人生平的反思参省升华至对家国命运的担忧、对民间疾苦的深刻认识与同情。在唐帝国的政坛下乔入幽之前，他们的诗歌只是运用夸张与比喻修辞的对理想的赞歌，那么在此之后，他们的诗歌则发生了质变，实现了个人学识、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的统一，成为了可称之为史诗的作品，达到了上段阐释的良好境界。 与此相对应的是：曾在开元天宝盛世被闲抛闲掷的儒学文化观，再度回到士人的政治生活中。儒学的复兴，包涵了唐人在安史之乱后渴望国家中兴的拳拳之心，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发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唐朝人在胡骑乱华后对异域文化的警觉与自身自信力的丧失的外化表现。 “自文学演变言之（安史之乱）：前此为浪漫主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