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和孟德尔生物进化理论的区别.docVIP

达尔文和孟德尔生物进化理论的区别 孟德尔就是遗传学杰出的奠基人。他揭示出遗传学的两个基本定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达尔文则是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地提出者。总体来说，达尔文提出的是生物的总体进化规律，孟德尔提出的是亲子代间的遗传规律。19世纪的欧洲曾产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学人物：一个是英国博物学家、生物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C. Darwin)，一个是奥地利神父、现代遗传学奠基者孟德尔(G.Mendel)，他们为生物科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达尔文与孟德尔属于同一时代的人，然而，他们生前却从未见过面。1863年，孟德尔曾到伦敦参观访问。那时候，他的大部分豌豆试验已经结束，已有足够的事实材料向达尔文说明生物遗传与变异的原因及规律。可恰巧就在这一年，达尔文病得很厉害，在家静心修养，闭门谢客。结果，两位科学伟人失去了绝好的一次见面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史上的一件憾事。遗憾之余，人们对达尔文不知孟德尔及其工作也感到不解。科学史告诉我们，达尔文从60年代开始就注重研究生物的遗传与进化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了解生物遗传与变异的机理对完善进化论有着重大意义。为此，他先后用豌豆、金鱼草等许多植物品种作杂交试验，并观察到了杂种性状有规则的分离现象，但没有发现其规律。达尔文自己也承认他对遗传与变异的认识还“深深无知”。他说：“支配遗传的规律，大部分还不明了，没有人说过为什么同一性状，在同种的不同个体之间或异种之间，有时能遗传而有时则不能。”1866年，即孟德尔论文《植物杂交的试验》发表后的第三年，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仍用“泛生论”来解释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现象。其实，达尔文哪里知道，这个时候的孟德尔在他的论文中，已经科学地阐述了生物遗传与变异规律。孟德尔论文的抽印本也寄到了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但令人费解的是，博览众书的达尔文竟全然不晓。众所周知，达尔文非常熟悉前人有关生殖和遗传的理论，注意利用园艺学家、杂交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将其精华吸收到自己的著作中。他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著作中，曾广证博引，列举了数十名生物学家的工作及其著作，但却没有提到孟德尔。本世纪初，奥国学者伊尔蒂斯(H.Iltis)为写《孟德尔传》曾专门采访过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据弗朗西斯说，在他父亲的图书室中，没有看到过孟德尔论文的翻印本。这表明，孟德尔没有将自己的论文寄给达尔文。尽管如此，据英国学者奥尔贝(R.Olby)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植物学家福克(W.Fock)在他的著作《植物杂种》的分类目录单中，描述豌豆属、山柳菊属中的杂种时，许多次提到孟德尔，并作了比较详细的评论。福克曾将自己的著作送给达尔文，达尔文也仔细阅读过这本书，书中有关植物杂交和遗传的章节目录和内容，达尔文都划了线，可就是跳过了有关孟德尔的字句。这样看来，达尔文确实不了解孟德尔的工作，也从未读过孟德尔的论文，这是生物学史上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之一。科学思想史上，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假如达尔文看到孟德尔的论文，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英国生物学家贝特森(W.Bateson)认为，如果达尔文了解孟德尔的工作，读过他的论文，他很可能识别出孟德尔论文的重大理论价值，并以他在生物学界的声誉而使孟德尔的发现得到公认，这样，现代遗传学史上就得重新改写。德国遗传学家斯多倍(H.Stubbe)也有类似的看法。笔者认为，即使达尔文看到了盂德尔的论文，他未必能够认识到孟德尔论文的重大意义，从而改变孟德尔论文被埋没几十年的厄运。这是因为，首先，孟德尔与达尔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遗传理论观点。我们知道，达尔文是当时甚为流行的融合遗传理论的信奉者。按照这种理论，生物受精时，生殖细胞精子和卵子所携带的遗传物质(泛子)在子代中会发生融合，故祖先性状在经过若干世代之后就会完全消失。孟德尔则主张颗粒式遗传理论，即认为遗传因子在受精过程中，只彼此分离和自由组合，而绝不会发生融合，所以祖先性状在杂交后代中并不消失，而是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尽管有时并不表现出来。而且，象拉玛克一样，达尔文也认为外部环境的改变是生物变异之源，而孟德尔则主张杂交是生物变异的源泉。由于理论观点的不同，达尔文很可能不会承认孟德尔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达尔文对诺丹著作的认识来证明。在植物杂交实验史上，法国博物学家诺丹(C.Naudin)被认为是孟德尔的先驱。1864年即孟德尔论文发表前2年，诺丹出版了《植物杂交新研究》一书，书中的许多论点及其说明，同孟德尔论文极其相似。达尔文认真研究过诺丹这部著作，但对诺丹在书中表述的观点却不以为然。他在读完这本书后给胡克(R.Hooke)的信中写道：“我无法想象它会保存下去。杂种回复到两个亲本中的一个亲本的倾向，是一种更广泛定律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