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理由.docVIP

　　简论“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理由 “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理由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理由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新文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1.引子 　　作为一个理论理由，“新文学的终结”已有不少学者论及，虽然他们的看法与态度大不相同，但都认识到了“新文学”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我看来，“新文学的终结”不仅是一个理论理由，也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理由，这主要表现在：（1）“新文学”的观念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种严肃的、精英的、先锋的文学观念，正在被一种娱乐化或消费主义式的文学观念所取代，或者说，在整体的大文学格局中，“新文学”的传统与地位正在被严重弱化；（2）“新文学”的体制也处于瓦解或边缘化的过程中，在新文学发展中形成的“文学共同体”也正趋于衰落或消散；（3）“新文学”的媒体也在发生变化，以往以报纸、期刊为核心的“新文学”的传播媒介，正在被X络化、电子化、数字化的新媒体所取代。 　　以上这些变化，可以说是自五四“新文学”发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断裂”，这一“断裂”远远超过以1949年为界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断裂”，以及以1976—78年为界的“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断裂”。我们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断裂”“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断裂”仍然是“新文学”内部不同传统之间的取代、更新或变异，它们仍然分享着共同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想。但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次“断裂”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新文学”的观念与体制，因而更值得我们重视并认真对待。但是另一方面，“新文学”的当前处境与空前危机，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新文学”的历程，研究其总体性特征，分析其“起源”与“终结”，并探讨其未来的可能性。 　　2.“新文学”的建构与瓦解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理由与策略》等著作中，洪子诚教授以“一体化”与“多元化”为总体思路把握当代文学的脉络。他认为当代文学的历程是“左翼文学”走向“一体化”以及这个“一体化”逐渐瓦解的过程。在他的描述中，在1942年尤其是1949年之后，“左翼文学”在取得了文化领导权之后，其内部在不断“纯粹化”，左翼文学的“正统派”（以周扬等人为代表）对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左翼文学“非正统派”的批判，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主要思潮；而在“文革”时期，以江青、姚文元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激进派”则更进一步，对周扬等“正统派”进行了激烈批判，占据了“文革”时期的文化领导权。而在“文革”结束后，左翼文学的“一体化”开始瓦解，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洪子诚教授的描述与概括是富于创见的，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在这里，也存在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对“多元化”持一种乐观而较少分析的态度。事实上，当他遇到金庸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时，并不能像更年青的一代学者那么顺畅地接受。在这里，可以看到洪子诚教授所能接受的“多元化”的限度——即“新文学”的边界。对于超出“新文学”边界的通俗小说与类型文学，他是难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借鉴洪子诚教授的分析策略，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考察，那么就可以发现，19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是在不同层面展开的：（1）首先是“左翼文学”内部的多元化，这表现在左翼文学“正统派”与“非正统派”的复出与共存，以及胡风、丁玲、孙犁、路翎、萧红等左翼文学“非正统派”作家、理论家重新得到肯定性的评价；（2）其次是“新文学”内部的多元化，这包括巴金、老舍、曹禺以及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的重新研究与评价，以及创作界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新思潮的风起云涌；（3）再次是超出“新文学”界限以外的“多元化”，在文学研究上体现为严家炎、范伯群、孔庆东等学者对通俗小说的研究，在创作上表现为金庸小说、琼瑶小说的流行，以及新世纪以来官场小说、科幻小说与X络文学中“穿越文学”“奇幻文学”等类型文学的兴盛。 　　在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就是一个“新文学”建构、发展以及瓦解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新文学”通过对“旧文学”（传统中国文学的文体与运转方式）的批判，通过语言文字的变革（文言文转为白话文），通过对“通俗文学”（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的批判，建构起了“新文学”的历史主体性与文化领导权。在此之后，“新文学”内部形成了“为人生的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不同流派，在19世纪20—30年代，“左翼文学”通过对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不同艺术派别的论争与批判，确立了在文学界的主导地位。在40—70年代，左翼文学经历了上述洪子诚教授所说的“一体化”与“纯粹化”的过程。而在“新时期”以后，左翼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