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文学与历史：从《台北人》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docVIP

　　简述文学与历史：从《台北人》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文学与历史：从《台北人》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文学与历史：从《台北人》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历史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民国史上在我父亲一生中比较重要的照片放一遍给大家先看，然后结合着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会把它说一说。我们现在开始。二、指挥北伐，走上革命道路　　首先是北伐，一九二六年从广东开始，大家都知道北伐是民国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历史事情，北伐以后，民国政府才真正建立起来。辛亥革命后，北方经过袁世凯，经过北洋政府，还有地方 　　白先勇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广西桂林。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 　　3月29日下午，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贾平凹先生、《美文》副主编穆涛先生、西北大学周燕芬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编辑刘瑞琳女士等相聚畅谈。贾先生与白先生互赠书籍画册，共话秦腔与古迹。当晚七时，白先勇先生应邀做客西北大学“侯外庐学术讲座”，做了题为“从《台北人》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的学术报告，长达三小时的讲座中，年逾古稀的白先生始终信步阔谈，精神饱满。先生的儒雅气质和学术激情深深感染了每一位听众，掌声经久不息。现依据讲座录音将主要内容整理如下，考虑到行文，部分细节略有删减。 　　马佳娜一、文学与历史，割不断的血脉 　　文学一直与历史有着深远的渊源。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学的源流在史诗，例如《荷马史诗》。我们以前文史不分，比如我们的《史记》，之后我们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再往下我们的戏剧，我们的《长生殿》，我们的《桃花扇》，都是历史痕迹很重的，诗、小说、戏剧，都是如此。 　　对我自己而言，文学和历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年前，我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台北人》，可能在座的很多都看过。我在写《台北人》的时候，首篇叫《永远的尹雪艳》，在写第一篇的时候我就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来作为题目。现在想起来，这首诗可能是我这本小说集的主题的指标。 　　我引这首诗的理由，第一，我本人在抗战胜利之后从重庆飞到南京，童年的时候在南京待过一阵子，南京的古迹，像秦淮河、乌衣巷、朱雀小街等等都去看过。然后呢，在念到唐诗，念到刘禹锡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诗人，很喜欢他写的《金陵怀古》的几首诗，当我念到这首诗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大家看看这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首诗，它中间含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故事。大家都知道，在西元316年，西晋亡了，大批的王公贵戚从洛阳迁到建业——现在的南京——金陵那边去，在那里居住下来建立了东晋王朝。这首诗讲的呢，就是东晋时候，朱雀桥跟乌衣巷都是东晋贵族子弟居住的地方，那些贵族子弟穿的都是黑色的衣裳，所以叫乌衣巷。这首诗写的是中唐的时候，它记载这么一个历史故事：这个时候“朱雀桥边野草花”，已经荒凉了，“乌衣巷口夕阳斜”，下面一句呢，“旧时王谢堂前燕”，“王”即是王导，“谢”是谢安，都是西晋和东晋的高官，现在的燕子飞入寻常家，写的是历史的一些改朝换代的沧桑。这首诗给我的印象是：当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唐朝的盛世已经过了，唐朝的整个国势已经走下坡的时候，所以刘禹锡于古于今，深有所感，写下这首诗。白先生与本刊主编贾平凹聚会畅谈 　　当初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败落了以后，败退到台湾，从南京迁到台北，所以这首诗让我想到了历史上的这种平行：西晋是从洛阳迁到南京，国统是从南京迁到台北。所以《台北人》整个故事背后，有那个时候历史的架构，那就是一九四九年的那一段历史。《台北人》中那些人物都是从大陆迁到台湾去，他们的命运他们的遭遇，用这首诗作为主题，有这么一段缩影。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这种历史感已经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渗透到我的文学作品里边去了。我在台湾有个朋友，一位剧作家，他说：“你写《台北人》是用文学来表现历史的沧桑。”后来五十年后，我又写了这个我父亲的传记，他说是用历史来写历史的沧桑。这个讲得相当简要正确。我想这两本书有它一定的血缘，一开始写的时候在这种历史的架构的背景下，后来在五十年后我再写这本书，可能只是想把年轻时候在朦胧意识中用文学来表现的那种感觉重写一遍，把历史讲清楚。 　　这本书我把它起名为《父亲与民国》，我想有我的深思在里面，我想我父亲的一生跟民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跟整段民国史都有非常重要的关联。他十八岁就参加了武昌起义，他三十五岁就完成了北伐。然后又参加抗战，然后国共内战，跟共军打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所以他一生都为民国打仗，所以“父亲与民国”就是这样来的，我想我写这本书，除了作为父亲的传记以外，我还觉得父亲与民国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