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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铜都的浴火重生路 　　中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由国务院进行发布，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单位评定。2008年、2009年、2012年，中国分三批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安徽省铜陵市被列入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 　　铜陵因铜而兴、依矿建市，铜资源的开采绵延数千年，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之誉。与许多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矿山城市一样，多少年来这里的面貌一成不变。总之，这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多年的开采，使得矿产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历史包袱越积越重。 　　20多年前，一场“醒来吧，铜陵”的大讨论曾在全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经过当地干部群众的持续奋斗，这座城市终于实现了浴火重生。 　　一、转型背景：三千年铜都，辉煌过后的伤痛 　　安徽省辖市铜陵，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下游，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和皖中南中心城市。 　　铜陵因铜得名、以铜兴市，铜的采冶历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夏商时代，新中国的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均产自铜陵，被誉为“中国古铜都”和我国当代“铜工业摇篮”。 　　但是，过去数十年中，铜陵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烙印很深：重生产、轻生活，导致了城市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长期滞后；重总量、轻质量，造成了产业发展长期处于中低端水平；重发展、轻环境，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用铜陵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庆新的话说：过去的铜陵，有“黑、白、黄”三座大山：煤矸石堆积成的黑山，石灰石渣堆积成的白山，铜矿渣堆积成的黄山。那时的铜陵，其实就像一个大矿场。 　　市长倪玉平说：“这种发展模式和路径，让我们同众多的资源型城市一样，也曾深陷在一堆‘老大难’问题当中。”概括起来说，转型前铜陵的“老大难”，包括以下“六大”难题： 　　第一，资源濒临枯竭。全市原有的7座大中型铜矿中，现已有5座关破。自2001年以来，全市每年的铜矿石产量仅500万吨左右，铜精矿原料自给率不足5%。 　　第二，产业结构失衡。表现为“两高、两大、两低”，三次产业中二产畸高，二产中重化工业占比高，其中铜产业“一业独大”、铜陵有色公司“一企独大”；产业层次低端、产品结构低下，生产方式粗放，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几乎没有终端消费产品。 　　第三，环境污染严重。二氧化硫年排放最高峰时占全省比重不小，被列为全国典型的二氧化硫和酸雨“两控区”之一；工业固废利用率最低时为70%左右；重金属排放最多时占全省比重高。 　　第四，生态欠账较多。因矿山开采破坏造成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124.7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460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1.2%和41.3%。 　　第五，基础建设滞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先生产后生活”城市框架，工业区和生活区不分，市政功能不全，道路交通不畅，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脏乱差”现象严重。 　　第六，民生问题突出。铜陵市因矿设市，因此工矿棚户区点多面广，最多时达3万多户，全市每7人中就有1人居住在棚户区。社会保障负担较重，截至2010年，全市关破矿山企业就涉及职工再就业近10万人。 　　二、“推车上坡，不进则退”，转型是唯一出路 　　面对上述困局，早在上世纪80年代，铜陵就提出转型。此后，市委、市政府一届接着一届探索，一任接着一任实践，致力于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 　　（一）构筑转型发展的“脊梁”，锻造转型发展的“引擎” 　　“十二五”以来，铜陵市通过观念转新、产业转型、体制转轨、环境转优和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四转一解决”措施，推进城市立体转型。其做法是： 　　1、直面问题，通过三个“导向”推进发展观念转新 　　一是坚持 “问题导向”，直面产业结构失衡、环境污染和生态负债等问题，转观念、谋思路、促集成，形成系统的转型发展策略。 　　二是坚持“民生导向”，聚焦民生领域，对应上级政策发力，对应群众需求发力，对准城乡一体发力，对准生态治理发力，还欠账、补短板、惠民生，努力让群众的富有梦、安居梦、宜居梦、健康梦变为现实。 　　三是坚持“目标导向”，将所有目标落实到一项项工作安排和一个个具体项目上，使推进转型发展既有路线图，又有施工图。 　　2、提升产业层级，推进经济转型 　　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形成壮大了化工新材料等10个产业集群，延伸了模具等5个产业链条，铜冶炼工艺技术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万吨级水泥熟料工艺、磷复肥生产和硫酸生产技术等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2014年以来铜加工材产量连续两年超过电解铜产量，去年达到了158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铜业加工基地。 　　二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铜基新材料、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现代物流“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采取“一个产业、一个规划、一批项目、一套政策”的方式强力推进。去年，新兴产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