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安禄山与安史之乱.docVIP

再探安禄山与安史之乱 摘要：安史之乱被公认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更有甚者，把它认为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转折点。关于这场发生于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的叛乱起因，历来都是唐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焦点所在，本文试从安禄山如何拥有叛乱的实力和野心，以及叛乱的时机三个方面来分析，希望能以比较全面客观的角度探究这次叛乱的原因。 关键字：安禄山 安史之乱 一、安禄山叛乱实力的拥有 1、募兵制度的变革 据《新唐书》记载：“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可见唐朝初期的兵制沿用的是前朝的府兵制，这种兵制优点就是防止将帅手握重兵，如果四方有战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以期“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但是此兵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唐朝用于均田的土地主要是无主荒地，而在唐初已露端倪，到高宗、武周时期全面盛行的土地兼并对均田制的基础逐步造成了破坏。在玄宗朝土地兼并越发激烈,农民负担日益加重,逃户、佃客不断增多。史载：“开元之际, 天宝以来, 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踰于汉成哀之间。”，李林甫“京城邸第, 田园水磑, 利尽上腴”宦官“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正是以土地兼并为主的诸多方面的原因，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日益减少，到天宝前期已基本上无田可均。 均田制的破坏使得以此为基础的府兵制开始瓦解，这也让政府的兵源系统得不到保障，在这种形势下宰相张说上奏“乃请一切募士宿卫”于是“开元十一年，戊子，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一年两番，州县勿得杂役使”。而《新唐书》卷五零《兵志》记载:“天宝八载(749) ，停止折充府上下鱼书”，这是法令正式承认‘无兵可交’，折充府的活动乃全部停止，至此府兵制彻底瓦解。 从开元后期开始,各镇节度使所统领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并且朝廷下诏由各节度使自行招募军队，由政府提供军资。据史书记载当时各节度使所召募的士兵,主要是失去土地的流民, 以及亡命无赖、暴乱之徒, 多是走头无路或衣食无着而投军谋生的。当兵成了他们专门的职业。这些士兵一般是终身在籍,久而久之甚至达到了一家男子多在军中的情况。士兵残废之后, 子弟侄孙还可以被籍入伍, 世代以军旅为家。到了自天宝以后更是皆成了父子之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 这些士兵对长官、统帅有着极强的依赖性。此时的节度使已掌握着自行招兵、选任属吏、生杀赏罚的大权, 所属部队逐渐成了只知其将之恩威, 而不知道有天子的节度使私兵。值得一提的是，在节度使所专之兵中,特别培养了一支更加忠于自己的亲兵。亲兵是节度使所豢养的死士，也是他们麾下最精锐的武装。亲兵的设置, 更加加强了节度使的军事力量，成为他们割据自固、反叛朝廷的有力工具。后来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及家僮百余人，皆骁勇善战，一可当百”。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正是兵制的变革为安禄山开了叛乱的制度之便。 2、节度使势力的坐大 唐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太宗时，虽然统一了东突厥，打败了西突厥, 在西域设置了安西四镇，东北部的契丹、奚等族也相继内附。但西突厥仍然是唐在西北部的劲敌。东部的高丽也与唐处于敌对的状态，高宗即位后, 加强了对西突厥和高丽的用兵。面对日益增多的战事, 事事都由中央直接指挥,难免鞭长莫及。因此,必须提高方面军总指挥即行军大总管的地位, 授予他战时代表朝廷全权处置军务的特权,以免贻误战机。高宗永徽年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始在边境诸州设立节度使。 由于唐王朝与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战事互有胜负,处于对峙状态临时总领各路兵马出征的节度使, 只好率兵在边疆屯戍, 等待战机。因此, 睿宗景云年间以后,在东北、西北边地划分出军事防区,设置边防重镇,令节度使镇守，可见节度使职长期化、辖区化、镇所固定化是应对边境军事形势的需要。军事统帅在战时权力相对集中，可以便宜从事，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而节度使制度最突出的优越性就在于事权专一，很少有牵制的力量来影响其战事。应该说从高宗永徽年间直至玄宗天宝年间, 节度使的设置, 对唐王朝保卫边防、开拓疆域、弘扬国威, 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正因为如此,节度使职百年不废,并且节镇愈来愈多,职权愈来愈大。实践证明节度使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正因如此玄宗遵循前代旧制也在边州设置节度使，开元时为八个，天宝时有沿边九节度使（即范阳、平卢、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剑南、安西、北庭）及一经略使（岭南）。 但同一切事物一样,任何好的东西超过了极限就要走向反面,由于唐玄宗推行穷兵黩武政策导致节度使权力的集中达到了极端，“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中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睿宗景云年间,节度使虽然是任职辖区化,镇所固定化,但在当时他们仍然是只管军事指挥,而不兼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