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 .docVIP

　　探究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 探究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 导读：格的军功授爵”基础上的“编户齐民的社会”。上述论断虽然各有偏重，但都注意到先秦建立在血缘亲属纽带之上的封建宗法制度（氏族制）的解体，以及血缘亲属纽带作用微弱的郡县专制体制的出现。对秦汉郡县制、官僚制、皇帝制度的讨论是传统制度史研究的重点，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有别于封建宗法制的专制集权社会。但是，面对一些学者过 摘要：随着先秦封建宗法的衰败，秦汉帝国建立了皇帝制度。与之相随的，是西汉外戚势力的极大發展。从这一现象出發，本文试图探寻出一条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新思路。基于对“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等史料中外戚受爵人数及方式，外戚为官者人数等的统计分析，并结合具体历史文献，本文认为，西汉外戚通过“以亲受爵”的方式广泛地占有社会身份等级中的上层地位，并占有三公九卿、“大司马***将军”等官职中相对大的比重。影响着整个西汉政治的發展。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同西汉分封同姓诸侯国所造成的 势弱的“形势”有关，另一方面根源于以“亲亲”与“义”为根基的家族 ，后者维系着姻亲家族间的支持，从而为西汉帝室与外戚之间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一窥西汉政治中“家”与“国”的同构性。 　　关键词：以亲受爵 家族 家国同构 　　：杭苏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的写作缘起于“中西传统比较研究”课程，黄春高、周飞舟、李猛三位老师的讲授与讨论为文章思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导师佟新老师的讨论也让笔者获益匪浅。该文初稿曾在“婚与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研讨会（北京大学，2011）、黑格尔读书小组讨论会（北京，2011）、社会理论工作坊暨文化社会学圆桌会议（上海大学，2012）上宣读，得到参会学者（特别是渠敬东、舒炜、林鹄、孙秀林、傅春晖、谭明智等）的点评与倡议，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一、理由的提出 　　秦汉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伴随着周王朝宗法封建制的式微与崩溃，秦汉间，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即皇帝制得以创建并稳固地發展。学界对此有许多论述，比如：谷川道雄（2004：64）指出，殷周与秦汉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世界”，“封建制一变为 集权制，贵族制一变为官僚制”，是“血缘主义向实力主义倾斜”；西龥定生（2004：38）认为“秦汉帝国之形成，是克服了氏族制束缚而出现君主专制”；杜正胜（1990：358、371）则通过对秦代情况的考察揭示出一个“有别于（周代）封建阶级的”、建立在“严格的军功授爵”基础上的“编户齐民的社会”。上述论断虽然各有偏重，但都注意到先秦建立在血缘亲属纽带之上的封建宗法制度（氏族制）的解体，以及血缘亲属纽带作用微弱的郡县专制体制的出现。对秦汉郡县制、官僚制、皇帝制度的讨论是传统制度史研究的重点，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有别于封建宗法制的专制集权社会。但是，面对一些学者过于强调秦汉社会中郡县制、官僚制等治理技术的發展，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秦汉之变后的社会、政治中的血缘亲属纽带真的如这些学者所说是完全“解纽”了吗？ 　　秦合并六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废封建、立郡县”，为其“人身支配型”专制统治奠定了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将以往的“血缘政治”转化为一种针对各郡县的直接制约与严格的法吏管理。这似乎意味着血缘亲属纽带的完全“解纽”。但是，事实上，汉代虽有“承秦制”的一面，可血缘亲属关系还是在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 论文资料由..提供,地址.其政治体制中有进一步的發展。在先秦政治中，血缘亲属纽带主要表现为两大制度：宗法制与同姓不婚制。与之类似，汉代的血缘亲属关系一方面表现为郡国并行体制（本宗之亲），另一方面表现为西汉外戚势力的發展（姻亲）。这二者的关系在于：分封同姓诸侯国往往使这些本宗之亲远离京师，难以进入西汉政治的核心；相应地，作为姻亲的外戚势力则在西汉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特别是 政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作为皇帝的血缘亲属，外戚进入西汉政治的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其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它反应了西汉社会和政治什么样的特点？这是下文尝试回答的关键理由。进一步说，如果血缘亲属纽带依然留存于西汉政治中的话，即意味着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室与作为其亲属的诸“家”之间仍存在以传统家族 为基础的彼此交往与联系。因而，外戚理由实际上关涉到另一个更大的理由：一个建立在传统家族 本位基础上的国家具有怎样的“家一国”关系？即帝室的家族 秩序与以帝室为中心的国家政治秩序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二、秦汉之变与血缘亲属纽带之续存 　　有关秦汉之变后血缘亲属纽带是否续存的理由，虽然大多数史学家给出的是否定答案，但一些日本学者却从豪族、共同体等社会层面做了肯定的回答。譬如，增渊龙夫对西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