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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谕的演绎 发布日期：2016-03-02 陈时龙 六谕在明代影响很大。永乐帝、嘉靖帝对六谕都很重视。朱棣在永乐六年（1408）十二月初七日发布的《敕北京所属官吏军民人等》云：“尔等宜遵守礼法，各务本业，孝于父母，敬于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毋作过恶。”[3]卷4.3等于重申了六谕。次年北巡，朱棣发布的《谕北京耆老诏》，更像是对六谕的注解：“为家长者，教训子孙，讲读诗书，明达道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尊卑长幼，各循其序。如此，则一家和顺辑睦，有无穷之福。为乡坊之长者，教训其乡坊之人，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毋奸宄窃盗，毋藏匿逋逃。”[4]卷7.127朱厚熜南巡承天府，则有宣谕，称：“各要为子的尽孝道，为父的教训子孙，长者抚那幼的，幼的敬那长的，勤生理，做好人，依我此言，钦此。”[5]304在明儒湛若水（1466-1560）看来，宣谕是朱厚熜对太祖六谕的延展：“太祖高皇帝既敷训于前，今我皇上又宣谕于后，莫不同条而共贯。”[5]305 统治者重视，士大夫对六谕也极推崇。明人罗汝芳（1515-1588）将太祖六谕视为直接尧舜之道的经典。柳州府儒士王启元（1559-？）甚至说六谕的二十四言，字字珠玑，堪与六经相配，“合经三十也”?[6]卷1.5。就是一般的庶民，对六谕也很熟悉。在晚明，庶民家家户户“写一张，贴在壁上”[7]卷10.187。既然被视为经典，还要用以教化，自然就需要对这简单六句话做些诠释，以便理解和遵行。耿橘（1601年进士）说：“圣谕虽止六条，而广大精深，实有终日言之而不能尽者，未可以一讲章拘定也。”[8]卷4.81江东之（1545-1599）则说：“六谕不越二十四言，謦欬成经，与日月并悬，即累千万言，未足以尽其解矣。”[9]卷23.49为此，明代士大夫对六谕有许多诠释文本。最早在永乐二年（1404）朱逢吉的《牧民心鉴》中已提及设善俗堂，其教长“以所颁教民之文，朗然解说，令民听之”?[10]260，可能是对六谕最早的注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收录了五种诠释文本，即许赞《圣训衍》三卷、湛若水《圣谟衍》一卷、尤时熙《圣谕衍》、马朴《圣谕解说》一卷和金立敬《圣谕注》一卷。[11]302、314、733当然，六谕诠释文本远不止此。现存最早的六谕注释文本是成化年间王恕的《圣训解》。到十六、十七世纪，由于六谕与乡约合流，著名学者湛若水、罗洪先、罗汝芳等人都注释六谕，六谕的诠释文本颇为泛滥。 对六谕诠释文本的探讨，相关研究虽然开始很早，但相对零散。1903年，沙畹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撰文，介绍万历十五年（1587）钟化民所刻《圣谕图解》。上世纪三十年代，王兰荫讨论明代乡约时从地方志中抄录曾惟诚《圣谕解说》和王钦若[①]《演教民六谕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我部静雄关注明太祖时期教化机构之设置及其后的废弛，以及万历后六谕流行等内容，尤其提及沈鲤在万历朝乡约推行中的作用。酒井忠夫则关注了唐琦《圣训演》和罗汝芳《宁国府乡约训语》等作品。1985年，梅维恒发表《圣谕演绎的语言及思想》，介绍钟化民《圣谕图解》、范鋐《六谕衍义》。1996年，郝康迪发表《十六世纪江西吉安府的乡约》，关注之前学者较忽略的“对乡约兴趣不断增长”的嘉靖年间的乡约，讨论陆粲、季本、罗洪先、邹守益等人所行乡约。本世纪初，朱鸿林介绍了嘉靖年间湛若水在增城沙堤所行乡约，黄一农则探讨了韩霖对六谕的演绎《铎书》中所含的天主教思想。此外，研究乡约、地方教化及思想史的学者们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六谕诠释的问题。近年集中探讨六谕诠释的文字，是王四霞《明太祖“圣谕六言”演绎文本研究》、赵克生《从循道宣诵到乡约会讲：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两篇论文，发掘了23种明人的六谕注解文本。2014年，赵克生出版《明朝圣谕宣讲文本汇辑》一书，汇编标点了12种现存的比较重要的注释文本，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②] 然而，要彻底清理这段明清时代的基层社会教化史，还需要对六谕诠释历程的系统梳理，包括对诠释的发展阶段、诠释方式的演变、诠释内容的相互影响及其在不同时代的痕迹等问题的探讨。 ? 从《圣训解》到《圣训演》 王恕（1416-1508）是现在确知最早诠释《六谕》的学者。他本人出入经学、理学，以心解经，著有《石渠意见》、《玩易意见》等经学著作。对六谕的注释可以视为他注释经典的余波。马理（1474-1555）《圣训演序》说：“盖自夫圣训之垂世也，世皆钦遵之，而献臣为甚。有注而行于巡抚时者，三原王端毅公臣恕是也。”[12]卷2.435王恕巡抚荆襄、河南、云南、应天等地，均在成化年间（1465-1487），由此可知其注释六谕的大体时间。王恕的六谕诠释保存在两处，一是嘉靖十五年（1536）陕西巡按唐琦所编《圣训演》，一是章潢（1527-1608）所辑的《图书编》，两者在文字上有细微的差异。《圣训演》所载“名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