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廉文化发生发展研究.doc

第二章 孝廉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的孝廉文化源远流长。 古代孝廉文化是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结合体：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是儒家的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想与行为准则的结合体；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它是专制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人才培养选拔制度、法律制度等文化范畴的融合。从文化构成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孝廉文化是传统孝文化与廉洁文化的交集，即孝道文化与廉洁文化的融合部分被称为孝廉文化。 古代孝廉文化经历了发生发展的漫长过程。 第一节　孝廉文化的产生 孝廉文化，既是一种精神性或道德性的文化，又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文化，其实用性主要表现为它的构建与运作指向行政实践及优化行政管理。孝廉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孝廉文化的生成与构建方式。孝廉文化的构建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精神内涵的凝聚，如孝的价值内涵对廉德的精神价值的催生、孝与廉的结合、廉洁文化的发展等，二是廉与实践结合、与廉相关的行政性体制的发育与建构等，如社会廉德行为规范的确立，国家宏观廉政体系的建构等。其中，孝与廉的结合、统治者对官吏廉德的培育及相关体制的建构，对孝廉文化的发育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我们下面从精神内涵与孝廉实践两个方面讨论孝廉文化的产生与发育。 一、孝廉文化的萌发与早期发育 若把传说归入，那么孝廉文化的起点是尧舜时代。《尚书》、《史记》等经典记载：舜是帝颛顼的六世孙，他在20岁的时候名气就很大了。他是以孝行而闻名的，因为能对虐待、迫害他的父母坚守孝道，以德报怨。尧帝有感于舜的美德，让舜管理政务；舜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励精图治；作为嘉奖，舜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最后将帝位禅让给舜。据说舜在位30多年，心怀天下，治国有方，天下人心悦诚服，颂扬不断。从传说中不能看出，早在尧舜时代，人们在充分肯定孝的同时，开始流露出对克己奉公，励精图治等“廉德”的敬仰。不过，此时的孝与廉有结合的趋势，但二者并未产生直接的价值关联。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孝廉文化在远古的舜尧开始萌发。 孝廉文化在春秋时期有了较大发展。 我们先从精神内涵看孝廉文化在春秋时代的发展。在先秦，许多学者、政治家开始直接间接地讨论廉，发掘廉的价值内涵、厘定廉的道德准则与行政确认标准。作为一种庶人的道德标准，孔子规定了“廉洁之士”应有的德性。他认为，“贫而乐，富而好礼”才是真正的廉洁之士，而安贫乐道，是廉洁道德生成的前提和思想准备。因此，他高度赞扬了颜回的道德操守：“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雍也篇》），同时还表明了自己“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的人生操守。追求利益和满足欲望，是人的本能，但孔子强调：追求的手段和途经应该是正当的，应该符合既定的道德规范。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篇》）。孔子舍弃不义的富贵，因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廉洁之士坚持操守，能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篇》）总之，孔子从“仁”的道德理想出发，在个人修养与操守层面界定了廉的基本内涵，陈述了廉的精神价值。孟子、荀子等儒家先贤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如孟子的“养气说”与对于外物的“取舍说”，荀子的修身养廉观等。廉，也是官人的为官之道，春秋时代的先贤与政治家从不同角度对作为“官德”的廉进行了阐释。孔子认为，执政者要做到廉洁，首先要端正自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孔子要求执政者必须严于律己，以身示范，以德化民。他认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篇》）。——只有执政者具备了高尚的私德，社会的公德才会随之升华，廉洁公正的政治环境才会出现。在孔子看来，执政者的行为与世风有着直接关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篇》）孟子的清廉政治理想及对当时统治者穷奢极欲劣行的批判，客观上提出了自己的“官廉”标准。孟子告诫为政者，必须看重“土地、人民、政事”，勤政廉洁，如果看重珠宝，“殃必及身”。（《尽心下 》）。在孟子看来，统治者应该体察民情，帮助人民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实际困难，督促统治者“春省耕而不补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下》），即春天要视察耕作情况而给贫民种子、耕力等方面的补助，秋天视察收获情况周济歉收的人。如果一味地只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梁惠王下》）。那么势必会激起民变，出现政治危机。从整体上看，廉在春秋战国时代既是一种为人之道，又是一种为官之道，即廉既是“私德”又是“官德”。人们开始认识到廉德的重要性。《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晏子春秋?内篇》也说“廉者，政之本也”，由此可见，当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