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doc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 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年第6 期 摘要：借由政治经济学所生发出来的社会学视角，中国30 年改革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改革最初的十年形成的是以双轨制为核心机制的二元社会结构；1990年代开始的全面市场化及分税制改革确立了市场与权力、中央与地方以及社会分配的新格局；进入新世纪后，行政科层化的治理改革得以实行，并成为推动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由此，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为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从中可以理解“中国经验”的独特意味，并洞悉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总体支配　双轨制　分税制　科层制　技术治理 作者渠敬东，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周飞舟，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应星，社会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北京　102249)。改革30年，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而30年沧桑巨变，30年循序渐进，30年曲折前行，不仅融入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记忆，也要求我们运用历史理性去摸索和把握这30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运行的机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即是不再像前30年那样沿循着某种总体性支配的方式，或者通过群众性的规训、动员和运动来调动政治和社会经济诸领域的各种力量，而是为诸领域赋予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来释放基层社会的活力。当然，改革的不同阶段中蕴涵着不同的矛盾和困境，中央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地方政府也相应地改变自身的运作模式，社会经济诸领域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和节奏，并反过来成为改变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 本文围绕一种由政治经济学生发而成的社会学视角，来考察改革30年来中央、地方政府及社会经济诸领域之间在不同阶段所形成的结构关系，以及彼此间相互激发、促生甚至形成矛盾的复杂机制，着重从“双轨制”、“分税制”和“科层制”出发来讨论改革不同阶段的主要形态及其运行逻辑，以呈现出权力与市场、资本与劳动、支配与治理交互连带、限制和转化的关系，从而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成、运行和发展的辩证规律。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1978 —1989 年 1978 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中央的改革方针一改通过总体性支配来实现工业化积累或通过群众动员来克服该体制之缺陷的思路，而是通过调动、激发基层民众的活力来塑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改革最初的十年间，这套办法的核心机制，即是在农村家庭、国有企业和地方财政诸领域普遍推行承包制。 (一) 计划体制的突破：承包制的广泛推行 1. 农村与城市的承包改革 这场改革的起点，是从改造农村基层组织的生产关系入手，打破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通过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拉近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它重新使农民回到家庭经营的结构中来，使家庭代替了生产队而重新成为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包产到户”虽没有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却恢复了农村基层的生产关系，使农村社会生活乃至伦理关系回归到常规的形态中。 “包产到户”改变了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征收“暗税”来加快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方式。农业生产的复苏不仅一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使农副产品有所剩余，小型交易集市得到恢复，农民手中也有了小额储蓄，促使国家自1985 年起以“合同订购”和下达“订购任务”的方式取代了原来的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体制。在这种农产品价格双轨制下，农村市场开始发展起来，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励。农村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也为乡镇企业的崛起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打破农村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小城镇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到了1987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 可以说在改革初期，无论是包产到户，还是农村集市的恢复，家庭工副业的兴起，都源于社会结构调整所促发的基层经济活力，其中，土地产权调整所带来的土地经营空间，以及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重新落实在家庭基础上，是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拨乱反正的首要条件。与广大农村依靠家庭生产所激发出来的活力相比，城市中“文革”的遗留问题对于社会稳定运行的消极影响尚未消除，各级政府依然忙于拨乱反正，重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国有企业等各级行政秩序，通过重建单位体制，使各项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得到有效恢复。 在单位制的重建过程中，行政秩序在总体上恢复以中央权力为核心的纵向体制，恢复行政科层权力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总体上也维持着单位制结构，服从国家指令性计划，企业中人事、资源和经营等一切活动均按行政等级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