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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声的群体”理论四十年 一，理论的提出与基本观点 1，失声的群体理论的提出 “失声的群体”（the muted Group theory） 理论最早是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创立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传播议题。“失声” 这个词语是由人类学家夏洛特·哈德曼（Charlotte Hardman） 发明的，而“失声的群体”理论最早的创立者则是文化人类学家阿登纳（Ardener）和雪莉（ Shirley）。1968年，在剑桥大学伊丽莎白女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阿登纳和雪莉把女性表述为一个“失声的群体”（muted group）。1975年，阿登纳和雪莉在一本名为《认识妇女（Perceiving Women）》的书中，揭示了在进行民族志调查时，绝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只和那些在文化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交谈，而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成年男性，人类学家然后就利用这些数据来代表整个研究对象的文化，从而在实际上忽略了妇女、儿童和其他由于文化等级而导致“失声”的群体的看法。阿登纳和雪莉认为，那些受到民族志研究训练的人对女性有着明显的偏见。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失声的群体”理论引起人类学家兴趣的起因，或者说之所以成为一个研究问题，是建立在人类学家自己对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进行检讨的基础上。 实际上，历史上很多的女权主义者和女权思想家都看到了妇女传播权利受压抑和传播不平等的问题。弗吉尼亚·伍尔芙（V.Woolf） 和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 认为女性在历史上没有被给与正确的地位。她们认为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由于一直以来被男性所控制和主宰，在社会机构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男性至上主义，传播当然更没有例外。1这种关注一直以来都没有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讨论，仅仅停留在社会讨论的层面就踯躅不前。直到1960年代后期，雪莉和阿登纳建立了“失声的群体”理论后，这才引起了女权主义者对传播本质的关注和大规模的妇女争取传播权利的实践。现在，这个理论已经在女权主义和跨文化传播等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失声的群体”理论的基本观点 “失声的群体”理论认为， “失声”（muted）的含义并不是不说话，而是妇女作为主体不能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失声的群体”可以被定义成表达模式不是占统治地位群体的表达模式的群体。“失声”的群体或者群体的成员必须采用占统治地位群体的表达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阿登纳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存在着由隐含其中的社会主导结构决定的支配性的表达模式,为了得到倾听或博得别人的注意，一个人必须用主导型的表达模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一个想要成为有效的沟通者的人必须放弃自己的表达模式，采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表达模式。2 具体应用到妇女问题上,“失声的群体”理论认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是“失声”的群体，她们的声音被强大的男性话语淹没了,女性只有在占支配地位的男性系统之外建立属于女性自己的表达手段，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信函、日记、以及其它的传播形式就是具体的抗争手段。3 切瑞斯·卡拉玛拉(cheris kramarae)是美国伊利洛伊州立大学教授，她在“失声的群体”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她认为文字的登场，加剧了女性的劣势地位。书写文本造成了一种多样性与客观性的假象，实际上它们却是男性维持统治秩序的工具。表现之一就是很多女作家感到她们在写作时缺乏表达女性独特体验的词汇，她们所要表达的体验只有在被迫转换成符合男性中心规范的用语才呈现出来。4 　　　　　　　二，“失声的群体”理论发展与现状 自1968被提出后，“失声的群体”理论受到了广泛关注，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发展了原来的理论框架，另一方也检验了该理论在不同环境和背景下的适用性。研究者发现,在社会语言、大众媒介以及日常生活中,妇女都是一个“失声”的群体，由于各式原因，她们丧失了传播自己思想的权利和机会。 1，社会语言里的歧视 自女权主义运动肇始，“男人造语言”（Man made language）这个命题已经不再新鲜。批评家们认为，英语语言中含有贬低女性身份和不准确的关于女性的命名词语。贝茨（Bates） 和芭芭拉（Barbara）认为很多男性的词汇传达着性别歧视，比如“chairman”和“mankind”。在占统治地位的传播系统里，女性想用自己的词语表达思想是非常困难得，关于“好女人”和“坏女人”的语言标签就是植根于一种帮助维持女性从属地位的性别符号建构，而所谓“男子汉”和“贤妻良母”的说法则是在规范婚姻生活中所隐匿的一种权力关系。5 1985年，卡拉玛拉与人合作编著了一本词典，这本辞典定义和收录了韦伯氏词典所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