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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研究的独特视角 --- 从《知识与文化》看“中国思想”研究之方法论问题 张东荪先生是现代中国最具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尤其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更显示出特别的穿透力。他早年翻译过柏拉图、休谟、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一批西方文化的奠基性著作，被称之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学者。 20世纪30-40年代，像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帕累托（V. Pareto）这些即使在当时西方思想界也并非震耳欲聋的名字，就已经常出现在张东荪先生的著述之中了。他对“中国思想”的论述虽不可谓之多，但对于先秦“百家”要旨的领悟及其比较，特别是对宋学本质的圈点批评，却又都是那样地特色鲜明。这些足见他知识涉猎的广度和思想洞察的敏锐。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知识与文化》一书，是他思想力作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其它三部为《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其中若干论文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该书具有相对完整的论说体系。“第一编：从知识而说到文化（关于知识的性质）”、“第二编：从文化而说到知识（关于知识的制限）”、“第三编：中国思想之特征”。学者们一般都把第一、二编视为全书的立论核心，而仅把第三编当成这一论证核心的经验验证。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考虑，人们对“第三编”的研究投入相对薄弱。 但笔者则以为，如果以“不可替代性”为衡量准则，那么，张东荪先生对于“中国思想”自身特性的剖析，无疑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个独立篇章，而不仅是其知识论研究的派生部分。今天重读这些论述，仍然会被其中那种表面上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深思熟虑的论说所深深吸引，并不得不寻着那些力透纸背的深刻“问题”，试图在一个新的方向上展开另一条路径的探讨。 一、在“知识差异”的比较中“发现”中国 通常所说的“思想分析”，面对的并不是事物和行为本身，而是解释至使这些事物和行为成为可能的理由。当关照这些“理由”时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必然要借助于某些“概念”去思想，而且这些“概念”也必然在某种“框架”之中运行。我们的思考已经受到先在的“概念”和“框架”的约束和支配了。换言之，思想是由概念和范畴所组成的，思想活跃于由概念和范畴所编织的指涉和表达的网络之中。事物和行为只有在这个网络关系中才能显示出意义。而这个“由概念和范畴编织而成的指涉和表达网络”就是所谓“知识系统”。 有什么样的“知识系统”，人们就会赋予事物和行为以什么样的意义，从而就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专家们比较这些不同的思想体系，研究它们在知识进步中的位置和贡献，就成为了“思想史”。既使是福科（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非观念史的思想史”也不能根本摆脱这种认知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想史研究就是“知识体系”之间差异性的比较。 以上概述并非本文作者的创造，而是对张东荪先生思想史观念的简要概述。基于中、西方哲学的双重理解，张东荪先生认为，要评价某种思想体系，必须首先考察其“知识系统”的性质与格局，这与其说是思想研究的必要深入，不如说是对它的基础还原。所以在阐发“中国思想之特征”这一论题时，他把中、西方“知识体系”的比较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张东荪先生指出，所谓“知识体系”可以在“文化轨型”（cultural pattern）和“思想轨型”（thinking pattern）两个角度考察，社会学研究侧重于前者，而思想史分析则侧重于后者。如果说“文化轨型”关涉的是行为（activity），是如何“把行为变为习惯”，使“行为之轨道化”，那么，“在思想上这些轨道却就是概念。详言之，即是用作左右其他思想时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人们心中潜伏着。其潜伏是由于习惯与社会熏染。人们作思想时其潜伏的格局便起来，作为轨型，使思想在其中进行着。这些概念即上文所谓等于尺度的，专用以衡量其他”。 这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范畴建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格局。如果说，思想史研究并不仅是前人“事件评论”的言论汇编，而且更是某种概括“意义世界”的视角与方法，那么，概念和范畴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就将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通过这些不同概念和范畴的比较，才能展现出各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正是某种思想体系的特色之所在。 在宏观的角度上，中、西方思想的差别要比中国思想内部的差别大得多，所以在张东荪先生看来，进行中、西方思想的比较就成为判断中国思想之性质的第一步。他指出，西方文明是主智的文明（intellectual civilization），这种文明的特征是要追问终极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物理学，探讨自然界的物之内在法则，目的在于理解和支配自然。这“既满足了智性探索的欲望，也满足了为人所用的功能”；中国文明则以人事（homocentric）和道德（ethicocentric）为中心，其突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