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法官阐明的理论透视与制度完善.docVIP

民事诉讼中法官阐明的理论透视与制度完善 　　一、 法官阐明制度概述 　　1、法官阐明制度的内涵 　　法官阐明制度或称为法官阐明权(又称为法官阐明义务)，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最早源于19世纪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德语称之为Aufkaung。虽然各国立法条文对法官阐明不同规定，相应法官阐明制度也有着不同定义，但是其基本内涵应该包括：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声明或陈述的意思不清楚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而误以为自己所提出的证据足够充分时,法官应站在监护的立场上以发问或晓谕的方式,提醒和启发当事人把不明了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或是对没有提出的诉讼材料启发当事人提出。 　　法官阐明制度的存在具有对于民事诉讼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由于当事人法律素质的参差不齐，在诉讼中完全消极听讼，会使程序进行很不流畅，妨碍法官心证的形成。同时仅因权利人陈述或主张不当让其败诉，有违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法庭不是竞技场，没有绝对的当事人主义，通过行使阐明权使得法官与当事人，以及当事人之间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对话，强化了当事人的地位，也平衡协调了诉权与审判权。中立的法官不等于消极的听讼者，法官在诉讼中更有着为当事人指明法观点的义务。综上，在诉讼中积极地行使阐明权有利于流畅的推进民事诉讼程序行进，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彻底的解决纠纷，做到案结事了。 　　2、法官阐明制度的性质 　　于法官阐明制度的性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结合说是三种观点，其中后者成为较为主流。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有着类似的见解，日本在战后受美国的影响，认为进行释明并不是法官的法律义务。但是不久之后，在许多诉讼由当事者自己进行，不少律师缺乏训练的条件下，最高裁判所不得不改变战后初期的立场，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立了进行阐明属于法官的一项义务。在法国，阐明权被认为是法官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德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争论，对于阐明权性质的结论是阐明权既是法官的一项权利，同时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在我国台湾地区，阐明权的性质也被视为既是法官的权利也是法官的义务。 　　笔者以为对于法官阐明制度性质的讨论的意义在于，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做出阐明行为是基于一种必须履行法定义务还是出于善良本心的对当事人的一种自由行使的好意提醒。同时在确定法官阐明制度的性质时应充分考虑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参差不齐的法律素质和不太健全的法治环境，从而使法官做出的阐明行为能够发挥出该制度应有的功效。因此，阐明应当理解为法官的一个旨在谋求审理充实化、促进化以及公平审理实质化的手段，阐明性质应该认定为一种职权，法官不能、也无权随意放弃,违反职责或不作为都可能导致上诉审时的审查和校正，导致原审裁判的撤销;同时作为职权也要求法官在履行时应尽最大的善良注意义务，遵循合法合理的原则，保持自身的中立和司法的公正。 　　3、法官阐明的存在的阶段 　　前文所述，法官阐明的在内容上应包含事实上的阐明和法律上的阐明已经形成共识，但就阐明在民事诉讼过程之中存续的阶段却有着争议。对阐明应存在于在整个民事诉讼的阶段，还是仅存在于审判阶段学者们见解各异。有观点认为阐明仅指“庭审阶段对当事人的发文和晓谕，阐明不应成为一个大箩筐。”但就我国阐明制度设立的意义和价值而言，笔者认为法官的阐明不应该被局限于审判阶段对当事人证据方面的点拨，更应该扩展到整个民事诉讼的立案阶段、审前准备阶段、庭审阶段以及民事诉讼的调解、执行的过程之中。 　　当然在不同阶段法官阐明的核心又有所不同，如立案阶段围绕诉的成立展开，立案法官实施“诉讼风险告知”、“举证责任告知”，都是法官阐明制度的应有之义。而在审前阶段则围绕证据的开式至于庭审阶段阐明的核心应该是双方争议焦点的提炼总结，法官只有在不同阶段积极开展阐明才能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作用，体现能动司法的价值追求。 　　二、 法官阐明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与实践 　　1、法官阐明制度在立法上的确立 　　一般认为我国明确确立法官阐明制度的法律规范是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其界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第35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第34条的限制，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可变更诉讼请求。”同时在2003年的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法院应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之后在最高法院《简易程序规定》第20条“对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当事人，审判人员应当对回避、自认、举证责任等相关内容向其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并在庭审中适当提示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