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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电影大篷车_关于_多点民族志_的实践与反思

新闻大学JOURNALISM BIMONTHLY·广播电视·2014年第3期 总第125期“电影大篷车 ”:关 于“多点民族志” 的实践与反思 郭建斌(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摘 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提出“多点民族志”以来,这一方法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多的实践和讨论。中国大陆传播研究中使用民族志的方法始于本世纪初,无论是在理论还是方法上,均还处于探索阶段。本 文结合作者近年来关于流动电影放映的一项研究实践,对“多点民族志”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多点民族志”并非仅 仅是方法问题,而是一个研究视角的问题,因为研究视角的变化,在操作策略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关键词】流动电影放映;多点民族志;研究方法【中图分类号】J943【文献标识码】A引言 2001 年夏天,当我第一次沿着滇藏线乘车进入西藏时,迎面驶来的一辆车厢侧面喷着“流动电影放映车”的箱式货车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时我刚结束在云南的“独乡”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 我在“独乡”也询问过当地人看电影的情况,当地人对于电影的讲述,仿佛已经是一种遥远的记忆, 在我的田野笔记中,我把当地人对于电影的记忆称为一种“美好的旧时光”。因为这样的一次“巧 遇”,在那次对西藏的走马观花式的考察结束后,我开始去查找关于中国农村电影放映方面的资 料,才知道自 1990 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电影放映,与我在“独乡”重点关注的电视一样,正在 发生着一场巨大的制度性变革,而这样的一场变革,只是在那时的“独乡”,还未得到落实。自 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8 月前后三年的时间里,作者及研究团队对位于云南、四川、西藏 三省区交界处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昌都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的重点正 是这一地区的电影放映、观影情况。在此调研中,农村流动电影的放映与观看,又是我们主要关 注的方面。在整个课题调研过程中,我们不仅对这三个跨三个省区的三个地州的 10 余个县的数 十名乡镇电影放映员进行了访问,还跟随一些电影放映员到农牧区巡回放映,同时,我们还对各 县、地州的电影管理站、电影放映公司(或相应的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问。此外,我 们还对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以及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领导进行了访谈。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从方法的方面来讲,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关于某个特定社区的民族志 的研究方法有较大的差别,倒是与人类学自 1980 年代发生“转型”之后在方法层面上所提倡的[ 作者简介 ] 郭建斌,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教授、民族文化传播方向博士生导师,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基金项目 ] 本文是 2012 年度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滇川藏大三角地区农村电影放映之实地研究》(GD1239)阶段 性成果。45“多点民族志”有更多的相似之处。1995 年,美国人类学家马库斯发表的关于“多点民族志”一文,是对这一方法最早的、最为系统的说明 [1]。虽然在本项研究设计的时候,我们并未把这一方 法作为一种主要的方法,但是在完成了研究的大部分计划内容之后,从方法学的角度来思考,我 们感觉到我们的做法与“多点民族志”的方法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因此,在本文中,我将结合我 们的研究实践,对“多点民族志”进行一种方法学的讨论。在西方人类学研究中,“多点民族志” 的方法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实践和讨论。在中国大陆的人类学研究中,并非完全没有这类研究实践, 但是对于这一方法的讨论,还不多见。中国大陆传播研究中对于民族志方法的尝试,始于 21 世纪,至今只有 10 余年的时间。在这 10 余年中,对于方法上的应用,刚开始还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 的民族志方法上,但是在最近的相关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开始尝试“多点民族志”的方法 [2]。张 祺关于贵州苗族影像的研究,不仅在方法上进行了一种有益的尝试,其所关注的媒介,也不是既 往民族志传播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大众传媒或“新媒体”,而是一种如作者所说的“草根媒介”。这 样一项研究,不但较好地实践了与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融合,并且在田野研究的时间上, 张祺的研究也是至今为止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科中应用民族志方法进行实地研究田野工作时间最 长的。这是中国大陆使用民族志方法进行传播研究 10 余年来的又一个新的亮点。既然“多点民族志”在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研究中已经日渐浮出水面,对这样的一个方法问 题进行更为深入、详尽地讨论就显得更有现实意义。因此,在本文中,将围绕这样一些问题来展 开 :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方法?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种新的方法?使用这样的方法可以达到什么 样的研究目的?这样一些问题,或许也是我们在实践这一方法时会面临的?对于这样一些问题进 行深入讨论,似乎也可以避免哈格(Hage, G.)所说的“多点民族志”仅仅是一种时髦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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