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译者与学者译者历史研究的转向.PDFVIP

緒　論 　 1.1　譯者與學者：譯者歷史研究的轉向 本書的要旨，是要帶出十九世紀大英帝國成立漢學與培訓外 交譯員的緊密關係，以及在這大前提下，重新發掘香港在英國漢 學成立史曾擔當的位置及功能。香港在中英關係的角色，除了因 為殖民地制度令她為英國提供政治及經濟上的支援外，她的地緣 關係更為英國提供了準確及時的中國情報，讓英國國會及外交部 於不同時候，釐訂適時的中國政策。要做到這一點，就需培訓忠 誠可靠又具中英雙語水準的譯員。然而，英國在十七到十八世紀 打開中國貿易的大門過程中，並不意識到翻譯的重要性，因而兩 國因語言及文化差異，在法律、宗教、貿易上都產生了大量的衝 突。這一切在鴉片戰爭後，英國才正視培訓譯員的急迫性，並於 各英國學府成立中文課程。 香港在大英帝國英國漢學成立的關係淵源甚深，香港在十九 世紀英國漢學成立的過程中，擔當重要基地或緩衝地。英國外 交部在英國漢學成立初期，長時間討論過利用香港已有的人脈 資源及近於中國的地理優勢，作為培養譯員的前線陣地及後 盾，馬禮遜教育協會成立的馬禮遜學校、英華書院、香港聖保 羅書院 見下第( 3 .5章 及中央書院 後來的皇仁書院 都在這些背) ( ) 景下被徵用籌辦及教授翻譯課程；而當英國漢學課程於1853年面 臨危機時，英國外交部及英國漢學家曾經考慮把成立不久的英 國漢學課程全盤遷移到香港，讓香港承擔課程的責任。另一方 1 ． ． 1 (Sir George Thomas 面，十九世紀「英國漢學之父」斯當東爵士 Staunton, 1781– 1859)及英國漢學各重鎮的首任中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 )2 ，即本書涵蓋並深入討論的人物：飛即(Samuel Turner Fearon, 1819– 1854) 、威妥瑪後封為爵士；( 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 1895) 、理雅各(Reverend James Legge, 1815– 1897)等人，他們 都曾在香港生活。他們早於鴉片戰爭時就見證着香港成為殖民地 的過程，並曾為香港殖民政府在不同崗位擔當譯員或主持譯員的 培訓工作。而為過去學界所忽視的是，他們是先以譯員身份躋身 香港殖民地政府及英國政治體制。這些英國籍的譯員，在香港留 下極多殖民地遺跡。譬如位於中環半山Staunton Street及黃泥涌的 Staunton Creek ( ) 3就是以中英關係著名譯者暨 今稱為黃泥涌明渠 ， 漢學家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命名。香港街道雖然以 港式翻譯而名為士丹頓街，4 而我們迄今仍未能找到這街道及溪 澗中譯名稱最早出現的年份及相關資料，但最早於1861年的《中 國指南》(The China Directory )已清楚明示Staunton Street出現，可 見這是開埠早年已確立的街道。5 同樣在中英十九世紀翻譯史上 1 Denis Twitchett, Land Ten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 Chin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 1862 , pp. 5–6. 2 Professor of Chinese一詞，本書內譯為中文教授而非漢學教授。英國成立中文 科之初，要與歐洲漢學性質有別。有關漢學的涵義及其在本書使用的範圍， 1.3 見本章第 節「翻譯與漢學、中國研究或中文知識」。 3 香港地政總署指含Staunton Creek 地名的香港地圖，只可上溯到1955至1956 (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