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塔圣教序》中“修正线”的研究.doc

《雁塔圣教序》中“修正线”的研究 绪论 　　《雁塔圣教序》碑一般是指《大唐三藏圣教序》（以下简称《序》）和《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以下简称《记》）两通碑，公元653年（唐永徽四年）立于陕西西安大雁塔底层，分列塔门左右。前者是由唐太宗撰文，后者是由时为太子的李治撰文，褚遂良书，万文韶刻。《雁塔圣教序》一直被认为是代表褚遂良楷书最高水平的书作。 日本的荒金大琳和荒金治父子通过对两碑的高分辨率照片的仔细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序》和《记》中都存在大量的笔画修正现象。他们将其称为“修正线”，并撰写了论文。文中附了大量照片，详述了其中所有他们认为存在“修正线”的字的笔画异常现象。他们发现这些“修正线”是由行书笔法改为楷书笔法而遗留下来的。他们认为褚遂良在唐太宗时期就曾用行书笔法写过《圣教序》，然而唐高宗李治极不喜行书，故重新启用褚遂良，命其书写碑文。书写完碑文后，李治又将其罢黜。但是由于褚遂良心情不好，笔力不济，只得用旧稿修改，增加楷书笔意，于是就留下了所谓的“修正线”痕迹。而对于为什么将这些修正的痕迹原样刻在石碑上，荒金治在他的《〈雁塔圣教序〉的修正线》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一、褚遂良没有告诉万文韶留下哪些笔画，因此万文韶按照存在两种笔画的原稿不得不都刻下来了；二、在万文韶与褚遂良充分沟通的情况下，还是留下两种笔画，是因为他们需要保留这两种笔画，因为行书线条代表太宗，楷书线条代表高宗，这是在他们的心目中纪念两代皇帝的石碑，修正线就是他们两个人投入感情的结果。” 一　驳荒金父子关于“修正线”的解释 　　客观地说，荒金父子的观察基本上是细致准确的，所谓的“修正线”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从那些高分辨率的照片中一看便知。但是，他们关于“修正线”形成原因的解释却不敢苟同。 　　首先，高宗李治仅因为题写碑文就将被贬的褚遂良重新启用，并且官至吏部尚书，且不久就升任非常重要的官职——尚书右仆射，似乎不大可能。况且，书写完碑文后就又将其贬职，似乎太过随意了点。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褚遂良是在永徽三年（652年）正月就被重新启用了，永徽四年（653年）四月因为当时的右仆射张行成去世，褚遂良接任，而首先书写的《序》是在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完成的。只为写个碑文，大可不必提前这么长时间启用褚遂良。而且众所周知，褚遂良是因为竭力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而再次被贬，且时间已是永徽六年（655年）九月。 　　其次，如果褚遂良是在他以前所写行书笔意的《圣教序》基础上改为楷书笔意，并留下许多模棱两可的“修正线”，效果肯定不如完全重写好，他本人也不可能接受。况且，按荒金父子的说法，高宗将他重新启用，就是要他重新书写碑文，这样糊弄皇帝，可有欺君之嫌。况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高宗就不喜欢行书到这种地步。 　　再次，荒金治在《〈雁塔圣教序〉的修正线》一文中关于为什么“修正线”被原样刻石的解释非常牵强。如果褚遂良没有告诉刻工万文韶在刻碑时剔除行意的多余笔画，那万文韶为什么不去问褚遂良呢？要知道万文韶号称“胜手”，曾刻过欧阳询书《姚辨墓志》《化度寺碑》等，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而两人合计后决定留下这些“修正线”的说法则更是想当然了。 二　其他关于“修正线”的解释 　　自从荒金父子发表他们的观点后，引来许多网友纷纷解谜，提出了许多观点。下面对一些观点进行一下评说。 　　贼毫说。在书写时由于毛笔分叉而产生了两个线条。这种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无法解释起笔处的“修正线”（下图中红圈所示），也无法解释出现两个点的修正情况（下图中蓝圈所示）。再者说，如果一支笔出现如此多的贼毫，那还能用吗？你是笑话堂堂尚书右仆射买不起一支好笔，还是说大唐根本就没有好笔。 捶拓失当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这两通碑经过了许多次的捶拓，所以出现了“修正线”这样的痕迹。要想捶拓出这样的效果，你得一手拿锤子一手拿凿子来“挞”碑。 　　剔碑说。剔碑是指对泐损严重的碑石进行重新剔凿，以使字迹清晰，便于拓印。我们看一下荒金父子所摄的碑文照片就可以知道，原碑保存得非常好，泐损极少，根本没有剔碑的必要。况且，就算是有人硬要剔碑，剔了那么多的字，应该是个浩大的工程，剔成这样，那刻工还想要钱？ 　　磨平重刻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褚遂良先用行书笔意书丹，并由刻工刻石，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重刻。于是磨平了碑石上的文字，又重新书丹、刻石。不过磨的时候没有完全磨平旧字，残留下了一些笔画。这种观点貌似有道理，但也经不起推敲。因为“修正线”的数量是巨大的，也就是说，未磨平的笔画已经严重影响了新字的书写、雕刻，就算褚遂良答应，万文韶也不答应。 　　刻工拙劣说。这就更不值一驳了。你只要看看碑文照片中那些纤细而有力的线条，你就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拙劣来形容万文韶的雕刻技艺。 此外还有一些观点，大都经不起推敲。 三　所谓“修正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