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法律视角.docVIP

我国当代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法律视角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2007年07月10日 　　一、如何评价当前新闻职业道德状况？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闻界发生了两起比较大的事件：《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兰成长被打致死案件和杨丽娟追星导致父亲自杀事件。兰成长案件，起初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但是事情发展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转折：新闻报道的焦点集中在兰成长是否真记者、是否因为正常采访被打致死等问题上。杨丽娟追星导致父亲自杀后，先是引起新闻媒体对其盲目追星的批评，而后又演变为对新闻媒体推波助澜报道的批评。4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因采访污染企业被打，当地有关方面却因记者没有“新闻记者证”而未表歉意。5月10日，《财经时报》原记者熊川在发表揭露某电视购物公司虚假广告的报道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不久却被控索要40万元“好处”承诺不继续报道。还有刘某因长期假冒人民日报社记者、主任和总编辑诈骗379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在这一系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里，记者和新闻媒体给人扑朔迷离的印象，人们不免会问：记者和新闻媒体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许也有人会说：记者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也有人为记者和新闻界感到悲哀和惋惜：“新闻界，你为什么这么不争气？” 　　这些现象，正是当代新闻职业道德的实践。恰如我国整体的改革发展一样，新闻职业道德实践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那么，新闻界应当用何种态度对待它、评价它，才能有利于职业道德建设呢？ 　　二、道德评价方法的缺陷 　　毋庸讳言，当前新闻界存在一种思维痼疾：对自认为错误的东西往往义愤填膺，无情揭批，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自认为正确的事物，则无限拔高，不遗余力。这种两极化的极端思维定势，是以好、坏的道德观评价事物。这与社会主义法治的观念显得格格不入。 　　譬如兰成长事件。它之所以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存在一个核心的法律事实：新闻工作者因工作而受到不法侵害，并且可能是对宪法出版自由和人权的严重侵犯。但是，率先报道此事的某报却逐渐将焦点集中到兰和同事是否有“新闻记者证”、他们的知识背景和人品、以及传闻涉嫌向矿主要钱等事情上。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说明：兰成长等人可能是假冒记者的“坏人”，不同于正式记者被打，不值得如此重视。同样，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被打，当地有关部门也是这个思维逻辑。就是说，新闻单位中没有“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就是“非法采访的坏人”，可以打了白打，是活该。新闻单位对此也是这样认为，所以出了事情，往往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请仔细想一想，这符合法治观念吗？ 　　再看杨丽娟事件。对她痴迷于明星偶像一事，记者和新闻媒体一开始觉得她可怜，值得同情和帮助。当然，不否认他们也可能认为这事很有趣。当杨父因女儿愿望未果而跳海自杀后，媒体又开始讨论杨父和刘德华的道德问题。最后，又讨论到自身的职业道德问题。整个过程中，始终看不到法律思考的影子。明星偶像崇拜虽然是纯粹的私人权利，但是它也有法律的限度，就是不能侵犯被崇拜者的人身自由。而杨家父母显然没有这样的法律意识，一味地以人性化的同情为原则，不断助长女儿的不合法要求，杨父更以自杀的极端方式完成对无辜的被崇拜者的所谓道德谴责。杨家父母有义务从尊重刘德华的人身自由考虑，来教育规劝杨丽娟适可而止。但不是所有记者和新闻媒体都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当然，新闻界对杨家并不负有任何法律义务，但从新闻价值方面有对她进行关注的职业道德义务。只是，部分记者和新闻媒体在履行新闻道德义务的同时，忽略了杨丽娟父母和她本人应当具有的尊重明星刘德华的法律义务，因而对一种不理智的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当然，也有不少媒体在事件过程中发出了理智的声音。问题是，谁适合制止这种不合乎职业道德的行为？当然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新闻职业团体的共同道德自觉。这种自觉必须以法律和法治意识为基础来判断是非，而不能单纯以道德为依据。 　　同样，人们判断新闻职业道德问题，通常也是以传统的道德观包括西方的新闻道德观为依据，对我国新闻界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客观现象如传播的信息类别多样化、媒体功能多样化等现实大加指责，而不是以现行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为基础，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的方法提出建设性意见。 　　三、新闻职业道德与法律制度的辩证关系 　　厘清新闻职业道德与法制的关系，进而是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是正确评价新闻职业道德状态的前提。 　　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有3种观点。实证主义的法律观认为道德与法律截然分离，各有各的领域；自然法学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致的，只有合乎道德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很大差异：二者都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法律具有强制力，而道德没有强制力。法律的效力等级高于道德。法律和主流道德在内容上基本是一致的。越是在民主的法治社会，法律就越是合乎道德、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