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政府的应急传播体系研究(提纲).docxVIP

《构建地方政府应急传播体系》提纲一、选题依据（一）、研究缘起：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后工业时期社会形态的变迁，并且加以理论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现实风险的关注焦点。此后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风险社会进行了大量研究，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对风险社会理论作出了新的见解。他把风险区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外部风险指以时间序列为依据可作出评估的风险，如自然灾害等；人造风险指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它是以人们以往没有体验到的，也无法依据传统的时间序列作出估计，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主要就是这种风险。吉登斯提出的人造风险在当前社会多是由人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常表现为公共卫生、社会安全事件、生产事故等。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美国“9·11”事件、中国SARS病毒爆发危机等等都证实了全球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当中，“风险”代替了“危险”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 风险社会与过往的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人为风险的增多，导致了突发事件爆发的风险也在加剧。无论是实在风险观还是建构风险观，都认为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突发事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迅猛加速和社会转型的急剧升温使得我国社会结构产生迅速分化，非线性形态的发展导致社会失调与失衡，社会的风险或暗流涌动或强势爆发。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大气候下，不同利益取向在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进行重新整合和分配，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这些问题最显著的呈现形式便是突发事件。经历了 03 非典、08 雪灾和大地震、09 年甲型流感等数次特别重大突发事件之后，我国中央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突发事件应急传播的建设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方面的工作正不断完善。然而地方政府在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突出的表现在信息传播与沟通互动环节。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地方政府组织应对不利、地方官员及其他公务人员专业素养不够等内部原因，也有传播渠道不通畅、媒体沟通不及时、传递内容不完整等外部因素。突发事件爆发的风险每时每刻都存在，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应对突发事件不可能每次都听从上级政府的指示与协助，因为从下情上报到上情传达再到增派支援，中间的时间差对于处置突发事件平复事后影响非常宝贵，这期间如果出现地方政府“声音”的真空，对事件后续的发展及政府自身的形象无疑会产生更多负面影响。突发事件常发生在地方区域，所在的地方政府是第一个面对事件并作出反应的官方组织，因而对从突发事件风险的日常信息监控，到事件发生时完整的信息传播链条通畅，再到事后跟进信息及与相关公众沟通安抚，最后经验总结案例库建设等一套完整的地方政府应急传播体系需要进行理论构建与实践研究，这一命题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二）、研究目的： 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及之后几年一系列的突发事件考验了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并且在较为成功得应对处置风险后积极总结经验，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以期对日后出现相关风险有借鉴、指导作用。200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首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了应急准备、监控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付活动。但该法规在信息传播层面的内容仅有三条，对相关地方政府在应急传播方面的指导与规范作用甚微。2008年我国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内容要求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全面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行政机关通过不同媒介必须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01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较为完整的提出了地方政府日常信息公开及突发事件回应与信息发布等配套措施与机制。虽然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的应急传播中基本能遵循相关规定与制度，但落实还不到位，在实践当中仍然存在漏洞。2014年最后一天晚上上海外滩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这起悲剧部分原因正是相关单位的活动变更信息传播不到位，对活动相关信息的传播报道以及与市民的沟通对接工作做得不够。今年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群众对于当地政府在新闻发布和危机公关方面的表现存在一定的不满，或者可以说，当地政府并没有掌握信息发布和危机公关的时机和技巧。在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当下，如何有效进行应急传播，将信息传播、沟通互动有效的融入到应急的每个环节当中，建立起高效的应急传播体系是地方政府在处置应对突发事件过程当中急迫需要解决的难题。 我国风险社会的复合性、结构性以及突出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必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中国社会的时空结构下集中地出现。这些问题既有自然灾害，也有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群体性事件，还出现了由工业生产引起的环境污染、化工爆炸等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