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当代文化景观的创造者郭宝昆-kuopaokunfoundation.pdfVIP

新加坡当代文化景观的创造者： 郭宝 柯思仁编 “出发是我的还乡； 漂泊是我的家园。” ――郭宝崑《郑和的后代》（1995年） 如果说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与物质建设以外，有让新加坡人自豪与怀念的人文痕迹，其中一个 最深刻的就是曾经拥有郭宝崑（1939－2002）这个艺术家、知识分子。郭宝崑的艺术创作和 社会参与最活跃的时候，是从新加坡独立（1965年）开始的近40年，这也是新加坡脱离140年 的英国殖民统治之后，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开始进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 方面的探索与发展的时期。 作为一个剧作家、导演、剧场设计家，郭宝崑一生创作、翻译、导演了超过40个戏剧作品。 作为一个具有开创性与远见的文化建构者，他更是为新加坡的文化景观留下许多印记。郭宝 崑在1965年创办新加坡第一个结合训练与实践的表演艺术学院；1967年导演布莱希特的作品， 第一次将这个德国戏剧家介绍给新加坡观众； 1980年代中，当两岸还在试探接触的时候，在 他策划之下，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戏剧家首次聚集新加坡；1990年，当新加坡政府开始 探讨艺术政策的必要性时，他创办了新加坡第一个多元艺术中心“电力站艺术之家”；1999 年，具有多元文化视野的郭宝崑，更创办了一个兼纳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西方各大 文化源流的“剧场训练与研究课程”。 新加坡的文化界与知识界把郭宝崑视为族群认同与文化建构的先行者，吊诡的是，正如文前 那两句常被引述的文字，郭宝崑一方面积极介入社会，另一方面，却又像他所创造的戏剧人 物那样，表现出一种强烈深沉的文化失落感。他在1995年出版的剧作集，书名就叫《边缘意 象》。在书中的自序里，他说： 近几年来， “文化孤儿”的概念在我脑子里越烙越深。不是指少数几个人的情怀；这个国家、 这个人民普遍具有文化孤儿的心态：一种失离感，一种追索自我的焦虑。去访查祖先的文化 国度，我们可以得到某种抚慰，但是总是无法认同那就是自己的文化家园。我们长期处于一 种漂泊寻觅的心境中。有人把这称作边缘人的意识。…… 处在一个数大文明融通、国际信息汇聚的焦点，新加坡人既感到八方际会的丰腴，又感到无 所依归的苦恼。无限的空间，无限的迷茫；无限的惆怅，无限的希望――孤儿的心态和边缘 人的意境应运而生；即使能让文明溯源回归各自的文化母亲，也绝对无法安于现状。孤儿只 能摸索前行，在失离中塑造自己的精神家园。看来，在这个越来越多元的世界里，我们也只 能多认几个母亲，才能平衡自己血液里早已注入的文化杂质。 这番深沉的文化省思，如充满沧桑与吊诡的那两句台词――“出发是我的还乡；漂泊是我的 家园”―― 其实正再现了郭宝崑脱离僵硬、霸权式的文化－民族本质化的困境，展示了他以 开放精神环抱多元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使郭宝崑成为文化孤儿，却也使他游走于各个族群、 文化之间，兼收并蓄，怡然自在。 生于中国湖北省的一个贫穷乡村的郭宝崑，七岁隋母亲移居北平，在老京城里看了大量的经 典京剧。他在自编的《生活与创作年表》中，特别提到“目击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同年 也注明 “在校内《白毛女》演出中首次涉入戏剧”。不久之后，在新加坡经商的父亲要他经 香港抵达新加坡团聚。从1950年到1959年，郭宝崑的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是新加坡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反殖独立抗争时代――正如许多战后的殖民地，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激 烈频密，政治局势动荡，社会问题丛生，是新加坡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就学时已经参加戏剧活动的郭宝崑，在1957年加入国泰制片厂开办的演员训练班。不过，他 后来并没有选择当电影演员，虽然，那是国泰、邵氏等电影公司从香港出发，开拓新加坡市 场的积极时期。郭宝崑在1959年到澳洲工作兼读书，终在悉尼的国立戏剧学院演出制作系毕 业。他毕业的第二年，就放弃在澳洲发展戏剧事业的机会，回到新加坡，与舞蹈家妻子吴丽 娟一起创办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这一年，也是新加坡在加入马来西亚仅仅两年后宣布脱离 联邦而独立的1965年。 被称为“马来海洋中的华人社会”的新加坡，在历史上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移民社 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个族群的人口比例没有太大变化；以目前来说，约有稍 为超过四分之三的华人，14％的马来人，8％的印度人，以及少数的其他族群。1950年代的反 殖独立运动开始，许多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都接受新加坡作为马来亚的一个部分，积极促进各 个族群之间的联系与了解，推动“马来亚意识”与建构“马来亚文化”。虽然新加坡因为政 治的因素脱离马来西亚，以跨族群为基础的文化想像，并没有因此而淡化，却转换而继续作 为“新加坡文化”的精神依据。 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创办之初的许多舞蹈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