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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史比较研究漫谈 刘家和 各位同仁、各位同道，早上好。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是因为诸位讲的比较研究这个问题，使我感觉到很兴奋。受到诸位的热情的感召，你们把我对学术的热情也激发出来了。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做中国古史研究的人，要把我们的学问真正做到世界上去，用世界多元性眼光、经验来给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些洗礼，让中国人的研究能够开拓到世界范围去，能够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样道理，我们做外国史研究的人，要把我们的世界史做成什么样呢？我们的世界史研究首先是给中国人看的；在世界上、在国际上，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也要拿出一个我们中国人对世界史的看法来。 这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今后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不需要互相理解；如果互相不理解会是什么样子。例如，我们天天看报、看电视新闻，都能看到中东的一些情况，看起来是当代的问题，可是所有问题的根，恐怕在古代都已经埋下了。所以，要是不了解历史，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现实？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我们不敢说，做到互相了解、理解就能化解一切矛盾，因为各国之间实际上还有各种利益交叉以至矛盾的方面。不过，如果能够充分互相了解、理解，那么就可以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误解与误判，避免零和游戏，使得问题能在和平的环境下不断化解，这也是人类之福。 对于我们这些做古史研究的人来说，以上的话似乎说得有些远了。不过，大概还不能算跑题了。亨廷顿把当代的问题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是有其道理的。文明的冲突说到根子上就到了古代轴心文明的问题上来了。所以讲当代而涉及古代像是话说远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把问题探讨得更深了。我们做学问最好能保持一定的古今之间的张力。 做中西古代比较研究的前辈先生，如今大都已经作古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在逐渐衰老中，而诸位富于春秋，正是奋发有为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有比较研究的愿望，是既有重大学术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这就是让我感觉到激动的、兴奋的原因。由于个人学术水平和时间都有限，今天只能粗浅概略谈以下几点，敬请诸位指教。 一 中西比较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国的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在清朝晚期到民国初年就开始了。严格地说，在明朝晚期，当西方传教士东来的时候，中西文化之间的异同就逐渐展现到人们的眼前，不过认识到这些的只是少数中国学者。利玛窦和徐光启一同翻译了《几何原本》以后，徐氏感受的震动很大，他认为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郭书春主编，引文转引自该书第615页。）这些话表明，徐氏看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传统，这就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严格的逻辑推导方法和数学中的公理方法。他也敏锐地感到了这一学术传统的威力。不过，与徐光启（1562-1633）基本同时，在英国出现了培根（1561-1626），在意大利出现了伽利略（1564-1642），在法国出现了笛卡尔（1596-1650）。西方科学革命开始了，其成就远远超越前代。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没认识到，还处在昏睡中，总以为我们中国是了不起的。到1792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来华，正在庆80大寿的乾隆才会说出那句荒唐的话来，好像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在文明程度上也更高。其实那时人家工业革命都开始了。乾隆说出这么荒唐的话，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就遭受了百年灾难。一方面，固然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造成的；可另外一方面，谁让你落后呢。当时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英国、法国在地球的什么具体地方。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敏感。因为从我懂事起，正值日本侵略。从“九一八”事件到抗日战争，对我是剧烈的刺激。那时候我能读的学校只有两类，一个是私塾，是读中国古书，这为我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初始的准备。另外一个是教会学校，我上的学校是美国贵格会（Quakers）办的。在这“半封建半殖民”的教育下，我的幼稚的心灵对于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最初简直不知所措。最初入私塾时，要点起香烛向孔子牌位和先生行跪拜大礼。上教会学校，则引导我们上教堂做礼拜。两者间的差别不是当时的我所能确知的，可是我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我上的学校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学校挂美国国旗，日本兵是不能进来的，就好像租界似的，这再一次刺激我。日本兵为什么对美国人和对我们中国人的态度竟如此天差地别呢？ 那个时候刺激我的有两点。第一，中国历史文化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亡国了，我们再不能学中国文化，就如同都德《最后一课》讲的那样子。那时候学英文有《最后一课》，它最后写的“法兰西万岁”，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