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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乡村非正规制度(2000) ? 陈剑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陈剑波 一、引言 1、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迄止1997年末乡镇企业的个数为2015万个，企业资产总额为32718亿元，平均资产规模为16．23万元，而1986年约为2140亿元，平均规模为1．41万元年，11年间平均规模年均增长25%左右；1997年乡村集体企业的个数为129万个，资产总额为23022亿元，平均资产规模为178．47万元，而1986年其资产总额约为1717亿元，平均资产规模为11．32万元，平均规模年均增长大约为29%。十数年时间，中国农民在基本没有获得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财产积累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这还没有计算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农民个人财产的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及整个乡村地区因此而带来的福利的改善与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这与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新的经济体制的出现和最终确立，是与中国农民不断地进行财产关系调整—微观制度的不断创新的努力密不可分的。纵观中国乡村成功的体制转型的整个过程，自下而上的特征十分明显，没有中国农民在微观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试验和制度创新的“量”的积累，就不可能发生宏观经济体制最终得以从计划模式逐步转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质”的制度变迁。农民进行微观制度变革的根本动机来源于通过脱离严格控制的命令式经济体制而形成个人财产积累和扩大的激励（陈锡文，1994；周其仁，1994）。事实上，从乡村整体的资源利用的效率增长和社会福利改善的结果来看，乡镇企业出现本身，就是农民进行制度创新、农村财产关系进行调整的结果，因此从这一历史过程来看，农村因财产关系调整而导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制度变革应该早于包产到户（陈剑波，1994）。 显然，乡镇企业的诞生与发展是中国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影响巨大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而这一制度变迁又是在地方政府广泛地支持和参与之下自发地进行的。除了对乡村地区和国民经济本身的积极影响之外，这一重大变迁和创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在我们所具有的历史经验中，无法寻找到其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内容，另一方面，不仅在经典的“新古典世界”中我们难寻其踪影，而且其制度结构和特征也不符合标准的转型经济模型。乡镇企业诞生之初面对的是市场交易和私产受到严格限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又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从受到严格意识形态控制的人民公社体制内部萌芽并迅速发展起来，但其财产形成和扩张却逐步脱离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二是产权在法律意义上几乎都是公共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三是在乡镇企业早期发展时，当时乡村地区普遍处于贫困状态且几乎完全没有私产，同时创办者几乎都是对现代工业技术一无所知的农民。他们是如何逾越企业创办初期的资金和技术这两大“门槛”（障碍）的？上述特征引发了国际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乡镇企业的萌芽和发展似乎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谜”。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发现中国农村在严格的指令性经济中乡镇企业这一制度变迁为什么能够发生并能够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 面对早期的非私有的和命令式经济的体制条件与市场交易几乎完全受到限制或禁止的经济环境（由于市场的交易受到严格的限定，因此产品及要素都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来获得），解释乡镇企业制度变迁及其如此迅速的财产积累，有三个重要的问题是需要给予说明： （1）、创新者的出现，既企业家人才是如何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浮县或脱颖而出的； （2）、创新动机和市场发现，即创新者是是如何发现且寻找到制度创新所蕴涵的潜在机会的？ （3）、要素获得和组合，即在早期的乡镇企业创办中，生产要素是如何被获得并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产权合约而顺利地组合起来的？ 第一个问题涉及制度变革的基本动机和前提条件，第二个问题是进行变革的激励从何而来及激励机制如何形成，第三是回答初始的产权合约是如何达成的，讨论制度创新的过程。由于在乡镇企业发展早期，正规制度规定中并没有乡镇企业的合法的地位，在上述问题的解决中大量的非正规合约及传统社区中各种习俗、惯例等非正规制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对象、方法与文献 研究对象的确定在本项研究中关键是讨论哪一个阶段的乡镇企业的问题。对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而言，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而不同的地区在相同的时间跨度中又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如果将乡镇企业1984年以前的发展作为一个初步发展和萌芽阶段的话，这个阶段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人民公社化及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大跃进”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实际上是作为国家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部分的形式出现的，与后来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有着很大的区别，同时这一时期创办的企业相随于经济危机的到来，基本全部烟消云散。其失败原因显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通过政府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