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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道论文清朝监察系统论文 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探讨 摘 要：宋代以来，科道官员能否风闻奏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也是历朝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禁之则言路闭塞，纵之则使科道常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清朝定鼎后，历顺、康、雍、乾几朝，这个问题一再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顺治朝开禁，康熙朝初期严禁，后虽反复讨论犹未开禁，及至康熙中期皇、储矛盾日渐尖锐时，风闻奏事之禁终得复开。雍正朝又以奏折制度日渐成熟，一度严禁风闻奏事。乾隆朝虽无明令禁止，但奏劾无据者常受谴责惩处。由是，皇帝如何把握分寸，既让科道敢言敢为，又避免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科道权力如何盈缩变化，风闻奏事 关键词：清代；科道；风闻奏事 科，是指给事中；道，是指监察御史。它们共同构成明清时期监察系统的主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是用来监督百官的监察系统。从历史渊源上讲，前者属于中书门下，是丞相下属，后者属于御史台。自宋代开始，本来以封驳皇帝为核心的最高决策者为任务的谏官从丞相属官中分离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官员包括丞相的监督上，在职能上和御史逐渐接近，合称“台谏”，是为言官。而且，北宋自太祖开始留下不杀文官的祖训，基本为后代遵循，使得台谏官员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极为活跃，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其身影总是闪现于不同时代的各种政治事件中。 能够让品级不高的台谏官员活跃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风闻奏事”体制。根据目前学界的研究，风闻奏事体制起源于魏晋时期，但真正活跃于政治生活中是在宋代。对“风闻奏事”内涵的理解，现代学者多以王安石的解释为准：“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①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宋代的台谏制度非常受关注，其次是明代的科道体制。然而，清代科道风闻奏事之制研究较少。②而且，如果和前代的历史进行比较，会发现清代科道官员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在于皇帝更愿意把科道看作是一种政治信息渠道，而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以达到“去壅蔽”的目的。可以说，清代科道体制的变革都是在这种政治信息控制的背景下展开的。 一、朝廷耳目：清初科道官员的地位 顺治十一年（1654），入关伊始、根基未稳的清朝发生了一件大案，权倾一时的大学士陈名夏被诛杀。陈名夏（1604—1654），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复社 顾炎武曾设想言官封驳或可促进决策的科学化，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言官经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清朝入关后，大量的明朝遗臣投降清朝，同时也将明代党争恶习带给了新政权。无论是在多尔衮执政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虽然最高统治者一再告诫汉族大臣不要延续原来的政治斗争，可明末以来的党争继续如影随形。无论是从龙入关的早期降臣如金之俊、宁完我，还是后来的降臣如冯铨、陈明夏等，都先后掀起一波波激烈的斗争。掌握谏言、参劾大权的科道官员常常成为党争拉拢的对象，以实现党同伐异、攻击政敌的目的。这种以敌人之是为非、以敌人之非为是的作风，很明显会让决策者真伪莫辨，让政治信息失真、失灵，上下壅蔽的现象就会危害朝廷的统治。 清代诸帝每每讲到科道总是强调“去壅蔽”，既强调科道官员作为朝廷耳目的作用，又批评科道官员在党争之中参劾不实的现象。顺治九年的一道上谕就曾非常明确地强调都察院为朝廷耳目之官： 如满汉各官，有贤有否；督抚按各官，有廉有贪；镇守驻防各官，有捍御勤慎者，有扰害地方者，皆令分别察奏。其推举铨用与黜革降罚，及内外各衙门条陈章奏，有从公起见者，有专恣徇私者，皆令明白纠驳。 陈名夏被处决两年后，顺治帝又再次下旨对科道言官结党现象进行批评： 科道为耳目之官，职在发奸剔弊。凡大奸大恶，从未经人纠劾者，果有见闻，即据实直陈，不许徇私党比，摭拾塞责。将人已纠参之事，随声附和，明系党与陋习，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意？以后务宜洗涤肺肠，痛除党比，不许仍前蹈袭妄陈。③ 不仅顺治帝如此，清代的其他皇帝也总是习惯于把科道官员视为“朝廷耳目”。我们可以这样说，与其说科道是可以弹劾百官、封驳天宪的“口舌”之官，不如说更像是政治信息渠道的“耳目”之官。这是有清一代的诸位皇帝给他们的定位。君上希望科道能够提供准确的政治信息，对晚明科道介入党争、上下壅蔽的现象极为忌惮。上文顺治帝的谕旨表明清朝统治者有变革科道风闻奏事体制的动力。 然而让科道远离党争的变革将是一个漫长且不能丝毫松懈的过程。顺治时期的这种纠结仅仅是个开始，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科道风闻奏事将是清朝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党争在康雍乾时期仍将继续，科道官员也一直活跃在各个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在很多复杂的形势下，最高统治者必须要考虑科道官员到底是应该据实奏闻还是可以风闻奏事，这是解决党争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一味禁止科道风闻奏事，似乎会使满洲统治者面对压制言路、钳制士人的巨大压力；而允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