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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悖论大时代和小时代 在一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土壤里，文学与文化愈发处于边缘化地位，而以消费为特征的流行文学的兴起，更让公共参与意识越来越淡出写作者与读者的视线。但文学从未失去它天然的社会力量—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它以人为分析单位，折射社会和社群。在观察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上，文学和流行文化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就这个议题，《南风窗》访问了著名文学评论家、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南帆先生。 时代人格：从积极参与到“局外人” 《南风窗》：从1950年代《青春之歌》里面的理想主义，到1980年代朦胧诗里面的反叛意识，王朔的颠覆性，1990年代王小波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象征的“独立”、“自由”，似乎文学里面呈现的个人与他人、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有很大的变化，可以谈谈您对这个变化过程的理解吗？ 南帆：从庞大的文化转型之中挑选若干有限的案例，挂一漏万始终是一个危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借助这些文学现象讨论一些问题。 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文本，《青春之歌》的确表现了个人对于理想的奉献。个人的青春生命、爱情乃至献身的激情无一不是和理想联系在一起。这个文本寄托了那一代人记忆、情感、憧憬以及各种内心秘密，尽管它曾经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罪名，暴露在政治批判的火力网之下。此后的30年发生了许多事情，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了重要改变。 20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的朦胧诗至少包含了两种反叛意识。首先，人们开始追问那些漂亮的政治词句意味了什么。这些词句还能代表为之献身的理想吗？事实上，这种怀疑气氛一直延续到现在，许多人对于众多豪言壮语总是将信将疑。其次，人们的追问指向了自己—为什么如此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什么如此习惯于思想的依附？一个现代人的标志是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这就是80年代对于“启蒙”这个概念深感兴趣的原因。 王朔的登场是为这一切添加了反讽的喜剧色彩。他的一批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中，反讽与嘲弄形成了解构的力量。嬉笑怒骂，皆入文章。当然，与启蒙对于主体的自信不同，王朔的反讽之中包含了大量的自嘲。至于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没有发现什么新意。阅读一下80年代的文献即可知道，这种主题当年早已经反复地讨论过了。王小波小说的特点另当别论，把他塑造成思想偶像似乎有些误会。 根据80年代以来的文学线索，的确可以看到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迹象：个人在文学之中的分量及其意义增加了许多，尽管大多数文学仍然是将个人放置于他人、时代与社会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 《南风窗》：今天，似乎我们真的慢慢从一个“大时代”抵达一个“小时代”，至少在流行文本里，从“大写的人”变成了微不足道的“蚂蚁”、“炮灰”和“粉末”；在流行文学和流行文化中，嗟叹“个人的微茫感”。您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此外，“小时代”是一种相对客观的描述吗，还是它只是事情的一个面向？ 南帆： 在我看来， 时代本身无所谓“大”或者“小”。何谓“大时代”，何谓“小时代”，主要来自社会成员的感受。是不是可以这样的表述？—“大时代”意味了整个社会拥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人们仿佛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宏伟的社会工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意识到自己在这种社会工程之中的位置。“小时代”是一个分散化的、甚至碎片化的社会，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目光不出三尺之外。这种时候，个人很难产生登高望远、栏杆拍遍的英雄情怀。对于一些年轻人说来，“蚂蚁”、“炮灰”、“粉末”的感觉显然由于和整个时代的脱节。或许有一个抽象的时代正在什么地方运行，但是，他们所能看到、所能接触的仅仅是一个狭窄的生活片断，琐碎，平庸，无趣，没有任何激情。他们被按部就班地填空在某一个生活的缝隙，他们的青春必须奉献给那些浅陋而又实际的目标。例如偿还房贷，或者给幼小的孩子挣回一些买奶粉的钱。这些琐事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所谓的雄心壮志就是一点一滴地洒落在一地鸡毛之间。这时，谁还会踌躇满志地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呢？ 或许，流行文学的确表达了这一代人的“微茫感”。那么，原因找到了吗？不知道流行文化是否愿意提供一种历史的眼光。也许，与上一代人的生活做一个比较，多少有助于认识问题。相对地说，上一代人的生活条件更差一些。他们不得不竭力争取自己的生活位置，清晰地评估自己在这个时代置身何处，应当在哪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他们的生活质量与时代状况密切相关，关注时代的演变与关注个人生活基本是一致的。时代不可能为他们单独提供一个不受干扰的角落，至少他们的意识之中不存在这样的角落。这形成了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的人格。 年轻一代的独生子女已经逐渐远离这种生活。高考这个关隘制造的巨大压力几乎笼罩了他们的上半个青春期。除了对付那些海量的练习题，他们没有多少剩余精力接触另一些严肃的问题—教师和家长也不允许。他们的生活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