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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人口结构、市场竞争对人身保险消费影响 　　摘要：在消费需求不振的宏观背景下，人身保险消费却持续高速增长。用2000～2010年中国分省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和市场竞争是我国人身保险消费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人身保险消费随着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不断下降和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上升而不断增加。但人口结构对保险消费的影响却有些模糊。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人口结构；市场竞争；人身险消费 作者简介：欧阳青东，广西财经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广西 南宁 530003） 陈雨花，广西财经学院讲师（广西 南宁 530003） 一、引 言 人身保险消费与未来不确定的状态密切相关。Yarri（1965）{1}认为风险厌恶的理性消费者面临不确定的寿命时，其保险需求受外生的寿命、个人主观效用函数和贴现因子的影响。Hakansson（1969）{2}不仅将Yarri（1965）的连续时间模型扩展到离散时间情形，还考虑了寿险产品的供给因素，认为寿险消费也是财富水平、个人收入流、利率水平、费率和当前消费贴现率的函数。Fischer（1973）{3}则将离散情形下的消费、储蓄和保险购买的生命周期模型推广到比较静态和动态情形，重点强调了理性消费者为被抚养者留下足够遗产的动机对寿险消费决策的重要性。Lewis（1989）{4}认为家庭购买人身保险是为了满足受益人而非被保险人的终生效用最大化，寿险需求随家庭主要收入获得者的死亡概率、受益人的消费现值及其相对风险回避态度上升而增加，随家庭净财富和保费附加因子上升而下降。 人身保险消费研究的近期进展主要是经验性的。如Browne Kim（1993）{5}、Outreville（1990，1996）{6}{7}、Beck Webb（2003）{8}、Li Moshirian （2007）{9}、Chui Kwok（2009）{10}、Lee et al.（2012）{11}等进行的跨国研究发现，寿险消费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且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Schlag（2003）{12}总结了已有经验研究中发现的人身保险消费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宏观经济、社会心理因素、制度因素和保险公司的行为参数5个大类26种之多。国内学者对中国保险消费高速增长也进行了较多研究。如栾存存（2004）{13}、陈剖建（2004）{14}等认为我国保险业的高速增长除了经济因素外，主要是保险业自身扩张、市场体制和制度变迁的结果。郑伟等（2010）{15}发现，区别于发达国家经济拉动型增长，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增长主要是制度推动型的，常规性增长和深化性增长相对有限，他们估计我国1980～2007年间保险业的制度性增长高达86%。但Hwang Gao（2003）{16}、Hwang Greenford（2005）{17}、李艳荣（2005）{18}、张伟等人（2005）{19}、赵桂芹（2006）{20}等则认为我国寿险业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经济推动型的，而社会保障制度、抚养比等对寿险需求的影响较小或不显著。 这些成果对进一步的研究颇有启发，但我们在文献研究中也发现：（1）由于研究方法、指标定义和所使用样本的差异，除了在收入、遗产动机等少数几个方面能达成共识外，已有研究还存在诸多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Ziet，2003）{21}；（2）新的变量被不断添加到模型中，这种做法虽然避免了模型过于简单的问题，并增强了理论的解释能力，却可能使专业研究人员陷入被各种经验证据淹没的尴尬处境，也使得政策制定者和保险实务界在把握关键影响因素时产生困惑。特别是，从我国过去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一直萎靡不振，2010年最终消费率已下降至历史最低的48%。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我国人身保险消费在这一时期却保持持续高速增长，1998～2010年我国人身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25.71%，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保险市场之一。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振的大背景下，为何我国人身保险消费却持续高速增长？本文尝试用2000～2010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人口结构与人身保险市场竞争 1. 养老保险制度变迁 为应对收入的冲击，家庭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自我保险（Dehejia et al.，2007）{22}或利用商业人身保险进行事前的风险管理。政府也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为社会成员提供养老、失业、工伤和医疗等人身风险管理机制，其中尤其以养老保险制度最为重要。Feldstein（1974）{23}发现，养老保险对居民储蓄有挤出效应，但也会引致提前退休效应。Mo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