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一般人格权(案例研究分析).doc

浅析一般人格权 案例简介： 案例一：1998年7月8日上午10时许，钱缘携侄子进入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四川北路店（以下简称四川北路店）。当钱缘离开该店时，店门口警报器鸣响，该店一女保安员上前阻拦钱缘离店，并引导钱缘穿越三处防盗门，但警报器仍鸣响，钱缘遂被保安人员强行带入该店办公室内，女保安用手提电子探测器对钱缘全身进行检查，确定钱缘在髋部带有磁信号，女保安即要求钱缘脱去裤子接受检查。钱缘在拒绝无效的情况下，在女保安及另一女文员在场的情况下，被迫解脱裤扣接受检查。但女保安未检查出钱缘身上有带磁信号的商品，遂允许钱缘离店。1998年7月20日，钱缘以屈臣氏公司和四川北路店为被告向法院起诉。 原告钱缘诉称：店方的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使其精神受到极大伤害，要求两被告告公开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万元。 被告屈臣氏公司及四川北路店由辩称：因原告进出店门引起警报器鸣叫，才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查，解开裤扣系钱缘自愿，钱缘没有证据证明系被店方“强迫”所为，故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名誉权，不同意道歉和赔偿。 案例二：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陈晓琪、陈克政（陈晓琪的父亲）、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齐玉苓。但这种概念与现代民法意义上的权利还相差甚远，在罗马社会中，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还尚未提升到法律层面上来，因此这种对一般人格权的规定也仅仅出于萌芽阶段。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受《人权宣言》的影响，对个人的自由高度重视，但却从未提及人格权的概念，更未涉及一般人格权。19世纪上半叶，德国学者萨维尼开始承认每个人享有独立的支配自己意思领域的权利。但是，他却否认了对自身的实定法上的支配权，他认为对自己的支配权一方面不需要法律的承认，另一方面可以由许多具体制度加以保护。德国民法典的起草人温德沙伊德等人继承了萨维尼的观点，反映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中，只是规定了对姓名权、妇女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而对一般人格权却少有提及。 一般认为，一般人格权概念在立法上正式出现于1907年《瑞士民法典》，该法第28条规定：人格受不法侵害者，得提起侵害除去之诉。并在法典中单设了“人格的保护”一部分，成为第一部确认一般人格权概念的法律，但这也只限于“规定了一般人格权利益，并没有真正确认一般人格权”。 在二战以后，德国纳粹政权时代对人的人格及其固有价值的藐视，德国最高法院以基本法第一条“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以及基本法第二条“人人有自由发展之权利”为依据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一般人格权制度。 在著名的“读者来信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承认了一般人格权，认为原则上只有信件的作者本人才能决定其信件是否公开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公开，并最终确认杂志社侵害了律师的一般人格权。其后在1958年的“骑士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承认了对损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进行赔偿。在1958年的“录音案”以及1964年的“索拉雅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都确定了每个人都有“对自己声音的权力”和“对自己言论的权力”，这当然也属于一般人格权所保护的范畴。 德国通过判例的方式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在不侵害他人权利、不违反宪法的情况下，一般人格权都应当受到保护，并在此后的案例中都力求精确的确定一般人格权的内在价值追求，以划清与其同样值得保护的言论自由之间的界限。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创立的一般人格权的实际价值在于，由于“一般人格权是以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总括性权利”，它使对需要得到保护的而法律条文未作规定的人格利益和伴随着社会以及技术的发展变化而出现的新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成为可能，从而弥补了法律规定的不足。二战以后，希腊、奥地利等国通过借鉴德国的一般人格权理论，通过这一制度完善和扩大了“特别”人格权益（如姓名权和肖像权），为公民的人格权提供有力的保护。 二、一般人格权的基本内容 （一）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般人格权，作为相对于具体人格权的一个概念，是指民事主体基于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等一般人格利益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