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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房问题媒体呈现和公共空间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据统计，1978～2008年，我国城镇人口达6.07亿，城镇化率由17.9%提高到45.7%，年均提高0.93个百分点。①高速的城市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就是住房问题。 住房问题成为一种“媒介社会问题” 城市住房问题是城市主体人群所共同感知到的失调现象，是人们的住房期望与当前的住房实际相矛盾的产物。过去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由所在单位解决，住房问题并不明显。自199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后，我国逐步推进住房商品化，取消福利分房，代之以货币分房，同时确立了住房供给的多个层次，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政策。②一方面，住房商品化使我国的住房问题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问题，其经济问题的属性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住房供给的多层次性，又使我国目前城市中的住房问题尤其复杂。 在信息时代，作为城市交往沟通的重要形式的大众媒体，是人们建立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与认知的基础，李普曼将这一现象表述为“拟态环境”。尼尔·波兹曼则指出，媒介用一种隐喻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往往不为人所注意。③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制度的不完善、管理的欠缺、监督的缺失以及政策本身的缺陷都导致城市中的住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大众媒体对于住房资源稀缺性的强调，对于商品房投资的过分推崇等，营造了房价非理性飙升、房奴出现等媒体环境，这些片面性的信息会进一步误导公众，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住房问题的媒体呈现 当前我国大众媒体对于城市住房问题的媒体环境的营造，主要通过新闻报道、副刊和影视剧等来完成。其中经济类报道往往以“房价”为中心，关注的重点是房价的升降、国家关于购房的政策调整、银行利率的变化、房地产业的最新信息等，这类新闻往往占据财经版的头条；而社会类报道则关注的是强拆问题、“钉子户”现象、保障房质量、经济适用房摇号造假现象等。从报道数量来看，经济类报道所占的比重大于社会类报道，这也营造了房价非理性飙升的媒体环境。副刊方面，各大报纸尤其是都市报相继开辟房地产专刊，内容除了对房地产相关政策的解读之外，大部分是楼盘开盘等广告软文。这些宣传性质的信息，一方面不断抛出“刚性需求”、“房价将继续上涨”等概念，为鼓励市民的住房消费而摇旗呐喊；另一方面也为推动房价上涨而不断制造舆论环境。影视剧方面，虽然作品较多，但类型比较单一，反映的都是住房问题给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和负担，如近年来热播的《蜗居》、《裸婚时代》、《夏妍的秋天》，以及较早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 我国媒体在城市住房方面的报道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报道结构不平衡 对于住房问题的报道，网络媒体的关注度最高，纸质媒体次之，其中杂志的关注度高于报纸，而拥有最多受众的广电类媒体的关注程度却较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住房问题涉及较为复杂、抽象的经济学问题，适合做深度性、解释性的报道，通过理性的文字进行传播，比通过感性的图像、声音进行传播效果要好；另一方面，对于住房问题目前尚无良好对策，再加上比较敏感，尽管这方面的新闻价值含量较高，但传统媒体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十分有限。而网络媒体由于互动性较强，外部环境较为宽松，不仅相关报道较多，更有互动性的言论平台，有助于网民参与。近年来有不少涉及市民住房问题的新闻事件，均先经网络媒体披露后，网民互动参与，传统媒体转而关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上海群租房事件等。 （二）报道内容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当前关于城市住房问题的报道总体比重偏小，关于保障性住房的报道则更少；报道的主体往往是经济学家、房地产商以及各界精英，而普通市民则很少有话语权；报道的内容主要是房价问题，对于其他方面问题关注较少。以广东卫视经济类栏目《财经郎眼》为例，该栏目自开播以来，只有十几期节目关注住房问题，而且这些节目关注的几乎都是房价问题，且都由郎咸平、主持人及另一位专家针对当前住房问题中的某种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作为住房问题真正主角的普通市民在节目中却几乎没有出现过。这并非个案，它所反映的报道内容不平衡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 事实上，房价问题固然值得关注，但保障房问题更应该引起重视。因为我国目前仍然是“金字塔”形社会，中低收入者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他们需要保障房制度的支持。根据国际经验，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公共住房应占总住房套数的5%～20%。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是城市中低收入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在媒体相关报道量少、报道内容不平衡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对这一问题有正确的认知。